復聖顏子講述一

夫子命將儒教精義，及《大學》全書要旨，與實用之道，再為論述，以明先聖立教之意。儒者為教，溯自二帝三王，以迄有周之季；其間賢聖輩出，垂法立義，無非表章堯舜之治；而禮教文物增損不與焉。蓋教者，立其本以示人；本者道也，道之所立，天地不違，而況人乎？故其教，亙萬世不可易；雖有賢聖，不得失也；以為教之如是之大，而述之如是之遠；故賢者窮其思不足以盡之，以其本於道而傳於道；故愚者率行之而有余；聖人之教，為以人類之安全生息而無失於道，無害於性；故教以示其則，使遵之而適然無惑；故不以奇異立教也。

大學之首，即示人以明明德，而其終告以止至善；可知德與善，為聖人本道所立之則；而明德止善，即教人所率循之事也；由此則能安其生，全其天；毋悖於道，毋害於性；反是則不得也。人之明明德者，必繼以親親仁民；而止至善者，必先以親親仁民；外而立德，內而成道，無二致也；故明德而無以親親新民，則其德不全；止善而無以親親新民，則其善不實；而明德不能止善，與止善不能明德，皆道之不充，性之不足，不可謂之明德與止善也。

故有其內，必求其外；有其外，必得其內；如心與官體，皆吾生所不可忘者，忘其一則失其生矣；忘其一尚不可，況兩者皆忘者乎；故明德為始，止善為終，不可或失也；而言之雖有始終，行之則無始終也；如以心為始，手足為終；此舉物而數之也，則可；若謂先育其心，而後養其手足，則手足之生不全，心能獨生乎？故明德止善，不可以始末視之也。

由止至善言之，則道在身中；由明明德言之，則道包天地，皆道也，皆性也；人生既俱此性，即有此德與善；惟有之而不加以育之充之，則無以成之也；故德貴明，善貴止；明之止之，然後合道全性，以其本所固有。故不曰求之覓之，而但以明止為教也；明者明其未明，止者止其未止；皆盡在己而非待於外也。故明止工夫，始終一貫。

“止而有定”一節，為書中至精至微之旨；蓋所以教人止至善也。至善，為道之本體；性之先天，不可以善惡名；而曰至善者，蓋已泯善惡之德，而但見至真之真；即如佛教所謂真如也，止於至善，如如不動也；即道教先天之真，寂然不動之境也；故止至善，為儒教至境；而其止之之道，及其所歷之途，則定靜安慮諸義是也；其義與道佛同，但道佛傳者述之極詳，而分別演為次第著為宗派，故人知其靜功禪理，儒者不得傳述，後人不得知之；遂使定靜安慮各次第工夫，及其境界，皆茫然不明；俗儒附會文字，不知真義；而聖人止善之教，千古不得復明；此非教之過也，傳者過耳。

故定靜安慮諸義不明，則儒教為之不全；夫子深慨焉，而命詳為演之；以使天下後世，皆明止至善之工夫，及其境界；而與明明德之義，內外並重；庶教之大明，即人類之大幸也。

知止“止”字，係指止其心，而非謂即止至善也；係言人先知其止，而後可漸止於至善；人每以“止”即止至善，是忘其次第工夫；而止至善之境，遂不得明；要知知止，係最初下手處；能止而後心不妄動，不妄動而後手足有措，耳目有司；其容止言語，不至淩亂無序；故曰“有定”也。不曰“能定”者，以知止即有所定耳。亦如致知在格物，不曰：先格其物也。

夫知止而有定，是定其外也；如佛教初習禪定，先定其身，次定其心；心身皆定，而後可求真靜；故定而後能靜，靜者，靜其神，定其氣也；蓋既定而後，心身不浮，思念俱沈；氣息隨之而定，神意隨之而靜；此即佛家入定時也。

靜而後能安者，靜其神意，息其氣息；如止水，如明月；一波不興、一塵不染；而無所怯惑，無所思疑；神意湛然，氣息悠然之候也。蓋其既定而靜，往往不能持之以久；雖靜復動，雖止復起；神意以之怯惑，氣息以之浮漾；則其靜之不能終靜，仍將為日物所移；故能安為貴，安而後能慮者，既安於靜，澄然晶然，光明自生，智慧自足；神氣盎然，氣息隨化；靜中真機以見，生意以出，而純乎至善之境，即在眼前矣。

佛家禪定，以止觀互用；而儒教止善，以安慮相接；既安而能慮，則所安愈堅，所進愈真；若不能慮，則所安者不能久安，而恐或退；且光明既發，智慧已生；若不求其更進，必為邪思所誘；故佛道二家，有於定中逢魔，遽傾其功者，即不知慮也。《禮》曰：“安安而能遷。”遷者，即指慮也；但此“慮”字，純以真慧觀察，性光所照，毫無私念塵思擾雜於中；故一幾而進於至善，是即所謂“得”也。

得者，得至善之境而常止之也；故曰“得”，蓋由“定靜安慮”次第工夫，愈止愈靜，愈靜愈明，愈明愈真；純乎真境，至真至誠；不退不出，久於其所；斯可謂之“得”已。故儒教至善之境，即道之先天，佛之淨土；止至善者，即道之成真，佛之證果；毫無異也。而其致之之道，必先自知止始。

蓋人生之後，心有情欲；身有物好，常動不靜，常濁不淨；而意不得誠，心不得正，性不得全，道不得明；所生既毀，何以為人？故聖人為教，必以止至善為歸，以止為去欲抑情，正心誠意之方；使動者可靜，濁者可淨，而後性全道明；純乎至善，而教之為教，學之為學；皆以此為終始，故聖人最注意焉。至於說明道之本末，性道之所關，及修道為教之旨，詳於《中庸》，他日再及之可也。

顏子所論，係拈經中要義，後人不明者，加以解釋。其意在使人實行做去，而見聖人為教之旨，至為平易。且各教及各賢所有學說，舉不能外此宗旨，而為教為治也；故文雖附於經，其義即以發明經旨，仍可以聖經視之。

宗聖曾子講述二

聖人為教，無一不重實行；或為明德，或為止善；而必實有其德、實致其善。而人生於道，道者以德為行；其立德致善，皆本於道；道之外，無所謂德與善也；道見乎性，性之外無所謂德與善也。人性既受於天，天之所生萬物，皆吾同性；吾必皆盡其性，以全其生；而盡之全之之功，謂之“仁”。擇其所宜而定之盡之之方，謂之義；皆性之德自內者也。

故聖人為教，必以道德仁義為綱者，自全其性也；物類萬殊，至不齊也；而聖人依仁據義以待之，使各得其所；而聖人之德乃明。萬物並生，各有其情，至不一也；聖人推仁施義以平之，使各安其生；而天下之物皆育矣。故聖人立德致善，不為奇異；必於耳目口鼻之間，尋常作息之事，一一施之以道德，遇之以仁義；而毫末之微，不異至大；萬里之遠，不殊目前；舉一物然，推而千百亦然；是聖人明德之則，止善之基也。

故於身，則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視；戒慎恐懼，齊莊中正，而立其德，致其善也；於家則孝弟恭友，和睦仁慈；教行親族，化行姻戚；而立其德，致其善也；於國則愛民忠上，善事後食；愷悌慈祥，待人接物；以立其德、致其善也；故於己然，於人然，於眾然，於物亦然；皆有以立其德，致其善；而後德明而善至，性全而道成；此聖人自修如是，其教人亦如是。

故《大學》綱領所述四條，勉人皆學，以為立教之本；其後各章，無非依此而詳言之，舉事例以明之；雖所言不盡，總不外乎“明明德、止至善”之義而已。故知此義，則知聖人立教之旨，而學者或志於內，或志於外；要當本此以立其基，而後可以幾於聖人也。

聖人以明德、止善，皆自至性中之事；故所為非有所為，而尤在先修其身；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，必在身修之後；而於格致誠正之事，則必先致力實行之；故聖人於齊治之時，其德早立，其教易行，其令易從；蓋有身以為之則，固不在教與政也；故聖人於其修身之道，如格物、如致知、如誠意、正心諸次第工夫，絲毫不可放過；若非一層層均實行做到，則其身不能修；身尚不修，何可語於齊家治平之大者遠者？此為聖人最要之旨，切不可視內外為兩截，不先修身而高談治平也。

後世小人當國，禍國病民，皆由其無誠正工夫以立其本，無本而欲枝榮，此理之所無，故其敗宜也。人於誠正工夫，做到極好，即可內止至善，外明明德；而明明德雖以治平為志，究亦如其誠正之時，而行所無事也。

蓋誠正為百行之本，人能誠正，則持躬接物待人，無非誠正之時；居家出仕治平，無非推誠正之事；蓋無時不誠正，無事不誠正；而人之化之也，亦皆以誠正相感應；故聖人致其誠正，則孝子、弟弟、忠臣、良相、賢吏、隨所事而得，而治國平天下，更無難矣！故聖人教人，先以誠正立其本，而後推之於身家天下，無不宜者；即由止至善言之，止於心者，已有定靜安慮次第工夫；而止於事者，則所謂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、君仁、臣義、友信諸德是也；故修身、齊家、治平之事，亦皆有所止者；而知所止，不悖於德，則非於誠正不可。

蓋無誠正，則孝非孝，弟非弟，仁非仁，義非義，齊非齊，治非治；以其本不立，雖有其德，偽也；況偽亦不可得者乎！故明德之事，非誠正不可；止善之事，亦非誠正不可也；且止至善者，非徒止之也；道非徒體，必兼用；則至善必有明德，前已言之矣！而止至善功夫，雖盡於定靜安慮，而其用仍必以明明德諸項以成之；故格物致知以至治平，雖曰明明德之事，亦即止至善之事；且格致誠正，尤為止至善之功，如非格致則不得止定，非誠正則不得靜安慮也。

蓋人之生，耳目手足，皆為物也；情欲，皆物也；非格物，則將為物所蔽；而心失其主，而何以自止乎？故知止之知，即致知之知；格物而後知，即格物而後知止也；知止而後意誠，即知止而後定靜也；意誠而後心正，即靜而後安慮也；故《中庸》以“誠”字言，《大學》以“止善”言；《大學》止至善，即《中庸》至誠也。故誠正功夫，全係止善工夫，不可不知。後人不明止善之境，又茫然於誠正之功；使聖人教人之本全失，一旦用世，遂至禍國病民，使天下以儒為詬病，豈聖人所及料哉？

故欲為儒，先須習《大學》之教；欲明《大學》，先須從事誠正功夫，此最要者也。以教言，則教本於道；以學言，則學為明道；大學雖未言道，而其綱目皆道也，皆道之所生也；道為體，德為用，至善為歸；而親親仁民愛物之事，則又由明德以推及之；以能於《大學》所教，一一學之而成；則所成者“道”矣！

不言道而道無不在，不言成道而道無不成；斯即聖人教人之意。蓋教以常人為則，但就其切近者使之習焉；由近而遠，自能達其極；故不必以道言，而自道之用言，如明明德各條所述，何莫非道之用？而止至善各層之功，亦何莫非為道之功？而恐後人未之察焉，以為儒教略道，故又為《中庸》一書，以見道之體及為道之方。

故《大學》雖首言道，而後皆教學之事；中庸雖言教，而後皆明道之事；其首引一字以見其本源，其後則各有所論也；《大學》言教學，而首引“道”字，見教之本於道也；《中庸》明道，首言“教”字，見明道仍以為教也；故初學必致力《大學》，先習其教以知其方；次致力《中庸》，再明其道而知其體；庶體用並明，而本末皆立，為人之道已盡，天地之道亦通，則儒者能事畢矣！

故聖人於《大學》所教，皆關身心力行，及家國人物，生息必要之道；雖中述止至善誠正之事，以明道之所成，德之所明；而皆為教言。故於定靜及誠正，僅舉其大體，其細節盡在《中庸》中也；後人不察，遂不知止善何境？誠正何功？且以為靜修禪定，祗道佛家有之，儒教不及，豈非大謬者乎？

俟講《中庸》時，再將儒教靜修之事，詳為指明，以見道體之真，修道之妙；與二教所說，固無異同也。至《大學》言修身以後治平諸端，皆係為明己德而宏性道，不為功利而言；故所言皆處處以德善仁為重，若失此三者，則其立己工夫已不足，又何足語於治平乎？故儒教雖言治平，猶之道佛之度世利他之旨，並非蔑己修而重治人，忘己德而先平天下也。

蓋人之明明德，為止至善也；至善雖無善可明，必先成就極大善德，而後可達至善；其理即係由下而上，非越崇高峻極，不得謂之無上也；德之可大者必為之，善之可極者必致之；治平為至德，故能治平，始能成其至德而達至善，至德至善，即所以成至道也。《中庸》“苟不至德”一語，已明之矣！夫治平為至德之事，則於己之德有未立、善有未純者，何以望其至耶？故修身必為治平之本，而誠正必為修身之基也。

述聖子思講述三

儒教自唐虞以來，迄周之季，教義大備；而歷代聖人，或君或相，其德行載在史冊，皆有實紀，非空言也。其功業及民生，見諸政令，非徒學也；可見儒教所重，皆在實用；內而修己，外而治人，無不咸宜；而為君則仁政昭垂，為相則良治昭著；雖處境或殊，致功或異；而其立德成道之行，仁民愛物之功皆同；故堯舜禹湯文武，稷契皐陶伊尹周召，雖君相之位殊，其為聖一也。

蓋秉儒教之教，克習之於平居，養之於夙夜；然後處足以善其身，出足以善天下也；故儒教之效，必有實行；儒者之行，必先實踐；夫而後以誠正之行，致治平之功；以明明德之功，達止至善之境也。

觀《大學》一書，自綱領至各章所言，皆待一一實行之者；如言治平必先修身，修身必先格致誠正，即可見一層層皆須實行做過，而後可收最後之功。又如知止而後定靜，安慮而後能得；亦可見一層層皆須做到，而後可以致最終之果者；粗者未達，決不足語精；近者未善，決不足語遠；故不得格致之力，則誠正之功不見；不極修身之事，則治平之功不成；亦如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也；未有躐等而能進者，未有舍本而能立者；故學者於所示之方，決不能捨本逐末，希遠忘近；而其要即在按部就班，一一求實踐耳。

故《大學》之教，均自下而上，自粗而精，自近而遠；雖明明德以治平為極，而必始於格致；雖成道以至善為得，而必首於止定；而聖人猶恐人之忽之也，故於各章之中，均歷述其功行及其事物。俾知非空言可致，誇語可幾，其旨至深切矣。

學者於讀此經之時，須先立志於知行合一；知者即行，既行之熟，再求知之進；然後所知皆能行，所學皆能用；如知明明德之道，必求成明明德之功，而實行自格致至治平工夫；知止至善之道，必求達至善之境，而實行定靜安慮工夫，其於親親新民也亦然；夫然後可以見儒教之效，成大學之功也，此實用首在自己之實行者也。

聖人立教本諸道，明德止善本諸性；無古今一也，無中外同也；故其為教無時不宜，無地不宜，其人性無殊故也。而其殊者容或有之，則教之制度儀節，或因習俗，或因政令，則亦可從宜而宜之；此蓋非教之本旨也。若教之本旨，亙萬古不可易，遠萬里不可改者也。

故《大學》所教，其義無可變通；其所謂明明德止至善各條各目，皆至精至當，至正至中；由之則成，反之則敗；於己然，於人然，於國家天下皆然；其言格致誠正為修身之道，固無論已；即其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，亦皆一定不移之理；非如是，不足以言齊言治言平也。故學者欲明儒教之用，成治平之功，非實行之不可！

或有謂今古之異宜，《大學》之言，為君王時代，為封建時代，為上古未開化時代；其所宜者，非今日所宜也，此言至謬；夫天下廣狹，人民眾寡；政體或君主或民主，人民或智或愚，雖有不同，而其欲出於情，生有其性，無不同；此民人無古今殊也。政體以求治為主，國家以得安為先；此無論君主、民主皆同也。國以民成，天下以國成，無論域之廣狹皆同也。

《大學》之言治道，本於愛民；言為政，本於立德；言用人，本於大公；言理財，本於求均；其先則修身齊家，其本則正心誠意；雖古今中外，用之無不宜也。況唐虞以前非君主也，非封建也；三代之間，非野蠻也；其所取法，皆本諸列聖之傳，已用之而效，今豈不宜乎哉？故為此言者，不知儒教者也，不明治道者也，不解性道者也；故其言不可信也。

又有謂《大學》之言治，知重私德而忘公德，知有親親而忘社會，知平天下而忘民族，此言尤謬；夫德無公私，私德即公德也；如仁慈忠恕，皆為待人待群者也；而曰古聖忘之乎？道之所成，由親及疏，由近及遠；此順乎性，全乎天也；仁民愛物，繼親親而重；豈非以愛社會乎？而謂古聖忘之乎？家國天下，亦近及遠，親及疏也；能治其國，必保其民；國富民強，而後始及天下；非重民族而何？而謂古聖忘之乎？

且聖人之心，與天地同德，日月同明；先立其德而以化人，先親其親而以仁民，先治其國而以平天下；皆先己以盡而後推以及於外，其德之大，道之廣，豈後人所能識？而其致其大且遠者，皆本於道與性也，故所成無有與比。

若以聖人之教，施諸今日，則全球同化，無問何國；全世同治，無問何族；而自狹者徒兢兢於一國一族，而終不得致之治安，此豈仁智之士耶？故私德不立者，不足言公德；親者不親，不足言愛群；己之國家不治，不足以言平天下；此理之至當者，吾願世人當求實行《大學》之教，以明聖人之功，不宜以文字視此經，而忘治學之大者也。

聖人之心，以廣天地之仁，宏性道之德，為其所立教之旨；故其教之入人也深，其功不言而大，其名不居而章，其利不謀而溥；此萬世以後，猶當尊親之也。夫斯世之治亂，恒係乎教之興衰，智者固知之矣；而教之傳否，猶有待乎智者，此亦常人所知；今世亂亟矣，其有志者，乃不興教是圖，而欲望世之治，得乎？聖人教人心法，載在經書，人多讀之矣；而孰能以之致用者乎？皆由未能實行耳。

實行云者，不在臨事之時，要先習於平昔；不在謀國之際，要先練於身心；故修身為本，孝弟忠信，親親長長，皆其事也；仁慈忠正，體物不遺，皆其事也；即閒居獨處，戒慎恐懼，持之以敬而立其誠；日用尋常，靜默安息，操之不失而養其真；皆所以為學，即所以致用也。行之有余，博及群藝，以盡其能，以發其知；溫故知新，先博後約；明乎物理，察於事故；亦皆學也，皆所以備用也。

故為學者，要先立志聖賢，要先力求知行合一；而無求於外，毋貪於名，毋惑於利；既定於內，既立其本，既厚其德，則出固聖君賢相，功德及於生民；居亦聖師賢友，教化行於天下矣。實用之效，豈不大哉？再者，《大學》一書，論學為重；而言學皆就易者始，必先立基；故初學者，於其易者未能之時，不可語其難者。蓋基不立，不足善其後也；如言明明德及於治平也，他經多有之；此則僅其大者，如止至善亦然。

故《禮記》《春秋》《詩》《書》，皆言治平者也，欲明明德者，讀《大學》後必須及之；如《中庸》《周易》《連山》《歸藏》，皆言誠，言性道者也，欲止至善者，讀《大學》後必須及之。其余如《論》《孟》《孝經》《家語》等，則又各經之輔，亦不可不習之也；故為學者於讀此經之時，當求此經之用；既讀之後，更當求廣其用；庶乎用之不盡，而不負此經；不負此經，即不負聖人之教也，世人其勉哉！

宣聖以聖教重在實效，讀經重在致用，特再三申明此旨，使人注意，且宣聖之意，以為作聖賢，是本人應有之志；而於治平功業，則不勉人皆做到；故讀經之時，先要以實學聖賢存心，不可徒務一時事功；要知事功易為而難成，聖賢難為而易成；一求在己，一待諸事，自不同也。

故習經為平時用功之事，非謂出仕而備也，今人每忘其本，先求名利，遂致所學不精，基本不固；要知聖人教崇實用，非為以用為志；若以用為志，則不得其位者，豈竟不學耶？故聖人之謂實用，以先自己身始，而使志於聖賢；能為聖賢，則出處皆宜；其功效隨時隨事皆可見，此則真實用也。

宣聖恐人誤會實用“用”字，而先忘其本，致心逐名利；謂為實行平治，一旦得用，有如揚子云、王荊公輩，徒以經文飾自己之失，為天下詬病；是自失其本而誤其志，非聖人崇實用之旨也。

亞聖孟子講述四

夫子以儒教實今日救世之良教，非有人將本教真實教理宣傳大眾，仍不得收其功。蓋自秦後，儒者久不明本教真義，相率為章句之學，而置實用於不顧；使世不被儒教之利，此為先聖所不及料者；故命軻於此，再申論《大學》之道，於久亡之義，特指出之；使人皆知而行之，以開世界大同，以進人類樂利，故軻不敢辭，請論之。

夫教自上古傳述，中歷至人、真人、聖人之學，而後成者；故堯舜諸聖，仁治垂於千年，道行成於諸世；蓋教之所養，學之所造，非盡天縱也。《大學》《中庸》及《易》《禮》六經，已載其言行已；其散見語錄緯書者，雖多後人輯成，皆出自古聖也。又如醫卜諸書，亦嘗論其事，不可誣也；而皆儒教所有之義，非外焉者。

周以前諸修真之士，每不著述；如巢由、老彭之類，不勝枚舉；周時始有太公、老子、莊、列諸書，載其大義，亦皆與儒同其學，或同其教也。蓋道儒二者，古無所別，儒教又與道無異；夫子訪於老氏，可見其派之無分矣。故儒教謂道教亦可，謂出自道教亦可；上古高士，與唐虞三代君相，莫非同道；惟或出或處異耳。

出則成治平之功，處則全修養之事；並非二道也。故巢由自逸，堯舜獨勤；太公相周，夷齊采蕨；孔子游於列國，老莊守其所居；其道一也。豈必曰出則為儒，居則為道乎？故儒教自有出居之功，為教養之事；夫子則兼之，其用魯而相，走天下而說諸侯，此出也；退而授徒，刪詩書而訂禮樂，此居也。而出有所事，居有所為；出有其功，居有其教；出有其德，居有其道。故為時之聖，而異乎楚狂、衛蕢之執也。

夫聖人能出能居，且教且養；其於道與德，皆致中極，則其所以教人者亦同然矣。故《大學》一書，言明明德，言止至善，言修身以外至治平，言修身以內溯格致，教之完美周備，無以加矣！故為儒者能知明德之必明，亦必知至善之當止；能求修齊治平之功，必先立格致誠正之本；庶乎無負於聖人之教，而不傀為儒者。

考儒教至秦後，其所傳已非聖人之全旨；如止至善用極，及格致誠正諸義，均無實行之功；學者僅為文字解說，故其所成先失其本，而病弊百出；世常以為詬病，此傳之者過也。軻不敏，未得為夫子徒，而私淑其門，幸聞真義，而獲有成；非夸也，乃實踐之事；嘗聞之夫子，以是義授子曾子，子曾子授諸子思子；軻得授於子思子之門，蓋夫子之授弟子者多矣，而子曾子最為高足，其余有成者均遜之；子曾子所授亦如夫子，而惟子思子最為高足，其余亦少聞者；故《大學》傳於子曾子，《中庸》傳於子思子；其二子之得而有成也，不忍以夫子所授秘之，乃為筆之書，紀其綱目焉。此《大學》《中庸》所由作也。

自子思子傳之門人後，軻幸而有得，而能成者；亦命載之書，即見七篇中者；七篇雖非盡傳道之訓，而莫非孔氏之教也；昔子曾子聞一貫之道也，門弟子尚有疑焉；而後人固無論也，而不知精義之精，即在此乎；《大學》全書不出此，《中庸》全書亦不出此；所謂此者，即“一”也。夫子曰：“吾道一以貫之”，此“一”字，金鍼之度，可以盡尚書十六字之薪傳；蓋一貫，即執中也、止至善也、用極也、致中和也、誠也、至誠也；皆指此道也。其為義，言之不可盡也；其為功，行之不可窮也；而夫子一字以授子曾子，子曾子復以授之子思子，而軻猶獲聞焉；則可知儒教之精，有非他教可及；而其所至，有極天地括萬物而莫外；此非存養之功，涵濡之力，曷以悟此？

故後人之不達者宜也，非親炙於師，面受其教，固不能想像而得之也；是故子曾子曰：“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；彼以其爵，我以吾義。”而軻以其合於一之道為言，蓋即可以知欲修此“一”者，必有所志矣。夫獨處不忘存養，閒居不起妄念；而後能守此“一”，而後能致此“一”也；巢由、老莊，知此不易，故輕天下而葆一身，棄名位而棲山谷；蓋無堯舜之德，不能於萬乘之尊以持此“一”，無孔子之聖，不能於交遊之際以存此“一”；此“志”處者之意也。

子曾子此言，亦猶重處而輕出耳；而可知聖人不以出處而移，雖位至君相，足遍天下，其持之存之，無一時失其所修，所成無異於處士，此則儒教之正，而聖人之所能也。言儒教修養之道，以誠意正心為主；或曰存心養性，或曰克己復禮，或曰居易俟命，皆其方也。

故儒者為學，必先立志；志者，心所思也；立志即尚志，謂志於道也，道不可言，而代以仁義；故曰：仁義之事也，非仁無以體性道之真，非義無以制情欲之念；皆出於此心也。心思乎仁義，則情欲以淨，而惡念不生；克己，義也；復禮，仁也；存心，義也；養性，仁也；古者以禮為理，即天理也，道也；見於人者謂之性，或曰命焉；見於事者謂之理，或曰道焉；而皆同出於道者也。

故修養之事，必先制其情而節其欲，去其物而存其真；而惟心主之，惟心能之；故曰：心之官則思，思則得之，不思則不得矣；得者得仁義之見於心中，而物欲不復入也；所謂存也、復也、養也、俟也、見也、得也，皆指此也。以我所固有，非外鑠者；故曰存、曰復、曰養、曰俟、曰見、曰得也，而人之生也，與物俱生；身具五官百體，外與萬事萬物相交，皆相引也；故曰：物交物，則引之而已。

以五官百體之物，純乎生後之身，情欲之界；不得思則蔽於外物，而莫之脫也，而克尚焉？克者，制之；《書》曰：“節性惟曰其邁。”克亦節也，以何克之？以心克之；心合於道，則不克而自去矣！故曰：“復”；復者，返之；《易》曰：“一陽來復。”復其始也；何以復之？心存於性，不復而自在矣！

故以正心為本，心無邪思，其志已定；思而不亂，而不為欲累，而能不動於物，其念乃一；是曰“誠意”。誠之事至深，誠意其初也，人以志而帥氣，志定則氣靜；故曰：“持其志，毋暴其氣。”氣暴則神躁，志紛則神擾；故修養之道，必先持志而定神，約氣而存心，誠意而復性也。約言之，主“一”而已。

是故聖人以一貫之義親授道旨，子曾子當日答應之後，復以“忠恕”二字，演其義以告門人；蓋忠者，盡己之性返於初，仁之體也；恕者，推己之性以及人，仁之用也。而能忠恕不違者，其不復蔽於情欲已可知矣！故忠字從心從中，恕字從心從如；皆主於心，皆性之德，皆道也。

中，即一也，極也，至善也；“如”即自在也，存也，不動也；而佛經以性為真如，如如不動之語，尤可證明。如即性道之真，非外物也；仁義由己，故仁從人；義從我，忠恕由心，故皆從心；而仁與人本一字，見人生之本即仁也，人生之無不仁者；仁德即性之德，亦猶忠恕皆性之德也；性合於道而生心，故從心從生，心為身之主，而內秉於性，外形於情；《書》曰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”人心即形於情者，道心即秉於性者，此關須認明，然後可以修養。

蓋所謂存者、養者、復者、見者，皆指道心也，皆仁也；忠恕也、一也、忠也、道也、性也，皆同也。所謂克者，節者、去者、約者，皆指人心也；情也、欲也、念也、物也，皆同也。故知心之本，性之真，道之體者，而後可以語於修養，致其誠正也。

軻聞修養之道，而後力行之；以持其志，約其氣，而使聽於道心；行之以恒，守之以定；而漸能止、能定、能靜、能安慮而得矣；其功固非一朝一夕也。四十而後不動心，謂不動於人心也；蓋情不害性，物不蔽思，而能執中用極，以止於至善矣；斯即七篇中所云養氣之道，及盡心知性諸語也。

孔子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命，六十耳順，七十從所欲，其道至深，後人多不知之，蓋不外修養之義也。盡心而後知性，夫子之立，即不動於物也；不惑者，即誠則明也；知命者，即知性以知天也；耳順者，即至誠如神也；從心所欲不踰矩者，即止善而達極也。知天命以下各事，以佛經證之，即神通智慧，超出人天之義也；聖人於此，不以言文傳人，故記者略之。子貢所謂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者也；然以其略也，後世又無傳焉，遂使儒教不得全傳於世；徒為文字之訓詁，實可慨也！

故修養之道，非空言也，必加力行；非理論也，必有實踐；其方不一，其致之一也；其受不同，其得之同也；而其旨不外明德以復性，存仁以養真也。其言如《大學》《中庸》《易》《禮》諸篇，皆可考也；而最要之方，非文言可喻，必身體力行，至時自悟；自悟者自求之而自得之，故曰：“欲其自得之也。”自得之則居之安，居之安則資之深，資之深，則取之左右逢其源，此“安”字，即《大學》之靜而後安，與《曲禮》之安安能遷之義同，皆指修養之境。

故修養者必自盡力以求之，而後可以自得之；如養氣持志，修養事也；而氣有疾徐，志有大小；各以稟賦而殊，非可一例論也；人之所志，有好仁者，有好智者，有好勇者；故有樂靜者，有樂動者；有喜游者，有喜居者；有以隱逸為志者，有以教化為志者；有以功德及民為志者，有以學問自足為志者；其志既殊，其修養也異趣；故聖人但示其旨，不言其趣；但述其義，不詳其方。惟以人之須修養也，不可外修養以為學，不可後修養以言道，不可無修養以治生；故其教必重申明之，使人知所重焉。

大學綱領，首言止至善，修身之本，本於誠正者，皆此義也；夫人以性為生，性之屬於道也，身之屬於器；一形而上，一形而下；曰上則返所始，曰下則流於九淵，故曰：“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。”又曰：“君子之道，闇然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日亡。”皆言修養之要，而明修養為致力形上之事，以成其上達之功也。

佛道諸教天堂地獄之說，亦此義也；人生既含上下之道器，而有形無形者皆包吾身中；苟不修養，則無形者日消，有形者日盈；下者愈下，上者不復得上矣；故君子以修養，而無形者以日章而上達矣；小人不知修養，徒為有形之供奉；故有形者的然，而無形者日亡，而日以下達矣！此修養之不可忽也。

修養之為存吾心，養吾性也；故其致力，必先以善惡之行，嚴為辨之；善合於心性固有之德，宜日充之；惡則背之，宜日去焉；故立德為修養第一義，外立其德，內存其真；內充其體，外致其用；然後可以語於修養之功。故聖人教人以明明德為首，而以止至善為終也。

人之生也，無形者道之所存，有形者道之所成；此本末內外也。而無形者氣之始，一之初也；有形者質之見，萬之具也。修養之道，由萬返一，由質溯氣；故必先養吾浩然之氣，而一吾心。浩然者，即天地之元氣也；充之則包乎天地而無盡，約之則退藏於密而有余。

故修養之至，可以位天地，育萬物；通神明而莫與爭，贊化育而莫與並；故夫子之立也、不惑也、知命也、耳順也、從所欲不踰矩也，皆修養之功致之也。《中庸》所言誠明如神諸語，亦皆修養之功致之也；故儒教首重修養，而明德明道，無非由此以致之耳。

孟夫子此文，所以明儒教之真，後世失傳之緒；謂《大學》《中庸》本為儒教最精教義，如止善、用極、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，及《中庸》天命、率性、修道、誠明、中和等等，皆關教中至精之義，至要之學；迄秦即無傳人，漢時各經博士，及治經各家，皆僅就文演義，呻吟訓詁之中，儒教真義已晦；歷晉魏六朝至唐，其間雖有大儒，有疑聖教之不傳者，而皆不得真諦；此時道佛並興，門戶各立，儒者欲別於二氏，更諱言靜止、誠明諸道。

宋儒繼五代之遺，初亦無所得；迨道佛之徒與文士交接，其聰睿者，默會其說，知性道本來之理；如周、邵、張、朱諸賢，已知漢儒之固陋，晉唐諸家之駁雜，有違聖教之旨；相與推闡性命之學，而兼及理數之談；其見識有足多者，無如囿於宗派，習於虛浮，尚文而忘質，能知而難行；故於性道之言，雖汗牛充棟，而皆徒具文章之美，辯論之新；其於實得，尚未有也。

聖人之教，遂終無全傳於世之日；此孔孟在天之靈，所最引為䀌憂者也。要知儒教之承二帝三王之遺，得上古天真之傳；源於道宗，已非一日；孔子又親炙老子，加以問學；而後教授諸賢，筆之書冊；其教之全然無偏，包舉各教，已無遺矣；然其中途不傳者，蓋有二因；性道之微，非盡人皆能習之，其優秀者多得之口授，遞傳至戰國後，諸子百家，並以其學爭；而儒者輒為所侵，不自堅其所授；故急功利者多，深修養者少；其義失傳，一也。

性道之學，既為微妙，諸子敘列語錄，不敢盡筆之書，而書冊所載皆其名，而其方則闕也；即有書矣，而秦皇之火，楚漢之兵，其書已多遺佚；間有存者，後人以其不習，視為無用，任意刪纂，真意失傳，二也。以此二因，故儒教傳者，僅今日諸經，而又誤於後人之解釋，其不得復明，亦無怪矣；故宣聖於此聖壇，必命將其全義，重申明之；使後人知其教之大，而可以帥諸宗也。

又曰：漢儒有云：“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亡而大義乖。”漢近於古，為此言者固可信矣；故儒教自秦後，已不得其傳焉；今幸以誠接神，復得使世人親聞微言大義，其所關詎淺鮮哉。夫孔子之教，載諸經者，固可數矣，其精義晦而不明久矣；如《大學》《中庸》，所言皆至德要道，後人竟莫得真詮，又何況於經外之微言？口授之大義耶？故孟子慨乎言之。

惟孟子之言，猶是表章經文，引申真義；其口傳之旨，仍難卒告者；實以性道之微，中極之境，非實際體會，終莫能明；故必先就經文，悉心討究；身體力行，以期先成其德；由德入道，由事悟理；由器繹道，庶知行日進，學業日精；而後溯源達本，登峰造極，自易易耳。微言大義，雖不即聞，而已示其端，雖不盡知，而已得其徑。

蓋宣聖所講，諸賢所論，皆再三聲明道之本來，性之真體；而勖人於格致誠正之功，定靜安慮之境；且以止至善用極一貫為歸，以明儒教修養工夫；初無異於道佛，即此足見其端，足尋其徑矣。蓋吾所謂端與徑者，即道與佛也；既由宣聖諸賢，示明修養工夫，無異於道佛；則就道佛之教，以證儒者之旨，固可得其捷徑矣。

夫道固無二也，世人昧之，以未聞微言大義，遂謂儒教不談虛玄，不講寂靜，而力排道佛；自命為衛道，而不知實為背道也；其所以然者，誠由微言之絕，大義之乖；無為證之，無為明之耳。

故後人日讀《大學》《中庸》，而不解止至善之義；日習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《禮》，而不知執厥中之方；一錯百錯，一盲盡盲；遂將經中僅有道要之文，皆附會穿鑿以失其真義；天道固莫能明，人道亦不可知；神鬼固莫能測，人物亦不可識；而所謂存養克復者，已不知何事！位育如神者，更不知何義也！此豈為教者之責耶？故聖壇所示，概為糾正此失，而欲彰明儒教之真；以使微言大義之得復聞於世也，其余解正訓詁諸事，又其次焉者。

復聖顏子講述五

道也者，天地所自成，人物所自生；而為形神之始，理氣之徵，命數之本，道德之源。故在天為神，在人為性，在物為氣，在事為理，在行為德，而人之生也；秉是以生，具天地之靈，備萬物之情；靈即神也，情即氣也；故人之靈，與天地通；人之情，與萬物通。聖哲之士，明於本來，察乎形神，而知生死，別性情；知性之有德，全德則生；情之近物，逐物則死；其修真之士，養性之聖；懷抱道德，不失不惑，固無待於教也。

而中人以下，知形遺神，知情忘性；逐物不返，傷生不復；以天命之靈，淪於地下；全德之真，喪於物欲；此為上智所憂，乃為教以教之。故教者，教人明道者也；夫道，至無形也，無物也；不可見也，不可名也。何以明之哉？曰：徵於德而已矣。德者生於道，道不可知而德著焉，道不可究而德章焉；故君子以成德為務，成德即成道也。《禮》曰：“至德為道本。”可知德之至者，即至道矣。

《大學》《中庸》一言教，一言道；而皆以明德為明道者也。故《大學》以明明德為學，而其終則止至善；《中庸》以修道為教，而其中皆論成德之事。故德即道，欲明道，不可不明德；此教之勉人修身，而必以仁義禮智種種德目以勵其行；《禮》曰：“修身踐言，謂之善行。”行修言道，禮之實也；《易》曰：“顯道神德行。”其言人之重德行也如此；故儒者欲全其生，復其性；持其真而不失，明於神而不惑；不徒修養之功也，必先立其德焉。

聖人之教，與其自為學異；夫子告子貢曰：“予一以貫之。”蓋以天縱之聖，不待格物而知至，不待致知而意誠；故德無不全，仁無或違；而後以一馭萬而無不得，以道統物而無不盡；此蓋先至道者也。中智以降則不能，如回也三月不違，所差尚多；其日月至者，更可知矣。故無恒長則無恒心，人不能自持其心，則終日不知所亡；此修養之功尚矣。

故聖人之教人，必時時存省，時時克復，後日積月累以成其德；德積而至，道亦至焉；此存養之所係，而工夫之必以漸也。夫性與天道，人人同具，何聖哲則存之？其次則或近焉，或遠焉；其下則亡之；此蓋智之不逮也。故學者以致知為務，知其然而後力行之而不間，則庶幾矣。故君子以修養存其心，而後不奪於物；五官百體，皆人所同具也；六欲七情，皆人情所同有也；而智者不為所蔽，愚者則日徇焉而不足，何也？抑智之未逮也。

聖人明人之生，知我之主；惟性，即道心也，餘皆其役也。以主馭役，自得全其生；以役陵主，則生之本失，雖暫存亦辱；故聖哲不以性役於情，不以我聽命於物；故聲色不動其耳目，喜怒不牽其思慮；其氣乃靜，其神乃完；而愚者忽之，主反為奴，物反為我；自亡其生，胡可瘳也。

故修養之教，為以救其失也，治其病也；夫子曰：“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”皆為制其情欲，而以葆其生；去其物，而以充其性也；故曰：“克己復禮為仁。”仁即性之德而生之本，禮即道之見也；故復禮者必克己，求仁者必復禮；禮即理也，仁即人也；前已言之矣。苟不役於情，不奪於物；則心所存者天理也；仁也，道也，是即修養之所志矣。

人而不忘修養，則成道之基也；性道本與天通，故修養之至，能通神明，蓋同出也。人生而秉二氣，動靜之間，形神之分，道器之別，氣之始也；合而分，故神者，氣之至淨至凝者；修養之至，形無所縈，神乃益全，性之真也；故至誠如神。聖不可知之謂神，聰明正直而一之謂神，陰陽不測之謂神，皆修養可致；聖哲所成，非有異也。

故聖人以養性全真為至人、真人，而皆明德成道者也；人之與天地並稱也，即此故也；人而全真，則高明配天，博厚配地；悠久無疆，故可壽享遐年而不衰，以其神全也；修真之士，上古逸民，彭籛之倫，非誣也，非異術也；夫子不言者，為眾人不易企也；然夫子知之，夫子能之，故能不惑知命，通神達物，而並天地稱至德矣。而其教人也，雖不以隱居潛修為志；而必以至德為期，修道為教；定靜安慮以止至善，誠意正心以修身；而勉人致中和、至誠明，以盡其性，明於其生；而以修己、持心、克己、復禮、依仁、據德、志道以立其方；蓋無非教人善修養也。其不輕言神天之道，正其重之也。

故贊《易經》，述命數，《論語》所錄，緯書所記，諸弟子所傳，固亦不勝數矣。為恐人驚奇而忘其常，好其高而忽其易；於德未立，於身未修；而徒言天神之道，是忘本也；如此者，未見其有成；故必先求諸己而立其德，先戒於行而去其惡；使孝弟忠信之德不失，而情欲不傷其真；仁義禮智之德俱備，而外物不移其內；然後德至道至，不求自獲；此則為教之本旨也。非謂不以性道為重，不以神天之道為教也。

昔子路問鬼神與死，夫子告以先知人與生，其意深矣。神之與人，生之與死，二也，一也，如木之本末，水之源流，知其一，則二者亦明；故知人者知神，知生者知死；知而不知，是非真知之也。讀《易經》可明其故矣。

故《大學》言止至善，雖有定、靜、安、慮工夫，而夫子則先言止仁、止敬、止慈、止孝、止信，以先盡人事，而後可進於道；若人事不能善，安望道之成？未有不能仁、敬、慈、孝、信者，而能定、靜、安、慮、得也。亦未有已能定、靜、安、慮、得，而忘仁、敬、慈、孝、信者也。故夫子之教，必先立本；本者，德也；德為道本，德之至者道亦至焉。

儒教言道極簡，不若佛道之詳；但雖言之簡而指之明，後人誤以儒教不言，而相率不盡力修養，甚至謂靜坐之事，為二氏之學，此大謬也。文中子言或坐而得之，或坐而不得之；儒者固知坐矣。《大學》雖未及坐，而止、定、靜、安、慮，皆坐功也；《中庸》言道不可須臾離，及致曲、凝道、至誠諸語，皆坐功；皆儒教修養之事也。

復聖極論修養之要，其言至為明切；惟以教言，非以道言；蓋教者為凡人言，皆應如是習之；故重在存養操持克復諸事，若以道言，則盈天地間皆道也；聖人生而勿失，故有不待存養操持克復者；而至德已明，至道已凝；故《中庸》曰：“自誠明謂之性，自明誠謂之教。”一則為性道之真，不假修養；一則為教之設，必重修持，此即聖愚之分，頓漸之異。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；中人以下，不可語上。

故聖人言教，必先修養；而明道則又須指出至境也，今顏子申明性道之真，與至德要道之義，使知儒教之全，而為新教之模楷者，實有益於斯世也。

前文論修道要旨，而明儒教之義；蓋人非道無以生，非德無以全其生；此聖人察性命之本，天理之當然，故為教以教之也。設人而不知克欲全德，則與物無異，物之不能全其性以復其初者，無德以致之耳；亦由無教以告之耳。故人與天地稱三才，而物不與焉；人之不能克己復禮，則人欲橫流，自相殘害；而無可安其生，況語於成真耶？故去欲遏情，存心養性；不獨為成已成人而已，亦為安群也；不獨安一時一隅之人而已，亦為保人類於不滅也。

蓋人之情欲，至無窮也；苟縱而徇之，不可極也；日以相爭而殘殺不止，人類幾何而能相維乎？故惟有以遏之、制之，使欲不逞，情不縱；而知我之所生者，不在彼而在此；我全我真，不害於人；我節我欲，不役於物；天道也，亦人道也；仁也，亦智也。故聖人之教，於己則篤修養，於人則敦仁恕，於天下則志治平；致力一而受用無盡，鉅細本末，人己內外，皆此道也，皆此教也；故曰：“聖教”，至於論道之精義，成德之詳旨，須於講《中庸》時及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