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曰：“道其不行矣夫！”子曰：“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：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：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”

大道之在天下，與時而明，與時而晦，人為之也；人能明道，道乃明，人不明道，道乃晦；非道有明晦也。聖人在世，治彰教備，一人率之，天下從之，是以皆能明道；降至末紀，賢聖不作，小人在位，治壞教亡，舉國陷溺，亦一人率之，天下隨之，是以皆不明道，而道無以自明矣！有志之士不得其位，憂時傷遇，遯而之他，潔己淑躬，貿焉長往，道之不明於眾，而偕之深山窮谷以延其緒，是以道之不亡；奮起之俊，縱不見用，忠恕以行，仁義為守，以達己達人、立己立人而演其教，授之門士，遊行四方，以求所合，道雖既晦，猶隨所至而明。是以道之僅行，不大明亦不至廢、不盡遯亦不遂彰，斯則世運所成，人事所致，天人之力，得其半焉。

故論世運大別為四，而道隨之，視人事以論天道，為道之所先；順天道以善人事，為教之所本。天道遠，人道邇；就吾教言，祇盡人力，人力未至，安問天道？故曰：“道之不明，人為之也。”

夫道無時不在，無處不存，惟人不見之也，或見之而未能履之也；故道之明，由於人之見道，道之行，由於人之履道。人能履道，推之而使人皆履道，則道大昌，是由人致之，故曰“人能弘道”，惟人能弘道，道之未弘，豈非人之咎與？

人之不能見道為不明，不能履道為不智，不能弘道為不仁；故見道曰明，履道曰智，弘道曰仁；明則至誠，仁智則至性，我所固有也；以所固有，而或失之或亡之者，為其不得中庸也；不得中庸，則心失其正、意失其誠，心不正則邪志生，意不誠則惡念起，而思與行，舉背道而馳矣！故背道者，物欲情識之害其性，喜怒哀樂、恐懼好惡之乖其中和也，失其性善，乖其中和，是以日離乎道而不自知。

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性也者，不可須臾失也，人生之本也。是以道之在人，惟人為能明之，亦惟人能行之；人之能明道行道，惟以克盡其性，克致其中和，以全其生而全天下；故道以中庸而明，以中庸之行而行。人能中庸，斯能弘道，其不能中庸，則不能明道、不能行道，又安望其弘道哉？故道之不明不行，人之失中庸也。

天下之人，知愚賢不肖之類，不能中庸，則知與賢太過，愚不肖不及，太過失之，不及亦失之，失中庸，遂失道矣！故曰：“人不能中庸，乃不能弘道也。”甚矣！中庸之德之為至矣！人皆有其知也，而獨不能明道，皆有其能也，而獨不能行道，皆有所為所成也，而獨不能弘道；道在吾身，非外物也，道衹盡性，非難事也，而獨無所見、無所履者，何也？皆昧乎中庸之行耳。人皆有口舌也，皆飲食也，而獨不知味者，何也？味自味耳，人不能知之也；夫味在飲食中，猶道之在吾身，有其身而不見道，何異乎飲食之不知味也？心不在焉，故也。

子曰：“道不遠人，人之為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為道。《詩》云：‘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’執柯以伐柯，睨而視之，猶以為遠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忠恕違道不遠，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。”

中庸之行，存心為第一事；心存則能見其性，能見其性，則能養其中和，而盡其仁知，皆一身內事，身外有何道哉？求道而不從身心中求之，而欲別尋道之所在，是自昧也，故曰：“道不遠人，人自遠道。”遠道者，尚何足語於成道哉？故伐柯之詩，言則之不遠，夫近在己身，密在己心，可謂遠乎？返求身心，不離其則，事之至易者也，而猶難之，何異執柯伐柯之人，以取則為遠乎？故中庸非難也，道非遠也，返諸己而有餘矣！

人之為道，將以明道於天下也，將以行道也，將以弘道也，而在於返己以存其心，以適中庸之行。天下至大也，己身至近也，至簡之力，而成至大至美之功，此聖人之所以為聖，而中庸之所以為中庸也。故堯舜治民，在於無為，以人治人，不求諸外，但改易之而已。惡易為善，邪易為正，則過不及皆適乎中庸，而道自大明大行矣！

道既在身，為道既在返己，則明道云者，盡吾性而已；行道云者，推吾性而已。盡性謂之忠，推性謂之恕，忠恕之德，即道之所見也，道以成德為用，無德則無以見道。故性之德，即道之用；性之所盡，即名忠德，為道之返己存心也；性之所推，即名恕德，為道之成人及物也。

求諸己已盡，則性大明，而道大彰。不失其守，不惑於外，是謂之中，中者立體於內，即本也；故“忠”從“中心”，言其盡己而得時中其心也。推諸己已廣，則性德已全，而道用已充，成己成人，自近取譬，是謂之如；如者致用於外，即德也，故“恕”從“如心”，言其如吾心以盡人之心也。

忠恕本道之體與用，以為性中之德，由之不惑，則成道矣！故曰忠恕違道不遠。君子為道，必依忠恕以成其行，忠有未至，是己有未盡，未盡則中極不立，必有所失守，是執中之道未獲也。恕有未至，是推己有未廣，未廣則德有所虧，是成仁之行未達也。《大學》言“明明德”，即為推己，恕也；“止至善”即為盡己，忠也；忠恕皆至，是德全而道凝，德全道凝，純乎至性，所謂至誠至聖之域矣！故曰“一以貫之”者，忠恕之道也。人同斯心，同具斯性，推其性以及人，無不應也，故“恕”字為行道之最善工夫，亦立身處世之最要工夫，苟盡吾恕，則行之蠻貊可矣。

古昔聖人成其仁德，莫非由乎恕也：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恕也；人之所欲、勿奪為己，亦恕也；推之己之所欲，恆與之人，人之所勿欲，亦勿強與人，皆恕也。在中人以下，知愚賢不肖之不齊，道德識見之不一，惟以斯恕道處之，無不宜矣！

昔者賜也，謂我不欲人之加諸己，吾亦欲無加諸人，或疑為恕，其實過於恕也；蓋上德不德，太上之世，多能及之，若恕者，推己及人，中世之德也。老氏上德不德，佛氏無人相我相、不受福德，即中庸不貴聲色、無聲無臭之境；非已至誠至聖者不能也。若脩道之士，篤行好學，以求明道行道之時，必自忠恕始也。故言道者，自近而遠，自下而上，自易而難，自有為而無為，此教學次第，不可躐也；若僅言道，言至誠之境，則必探其極、明其本，二者有所宜，非有同異也。

此文言道及於世之治亂，道明則治，道晦則亂，故曰以人治人；以明道本自在，惟人之明之、行之耳；人不能明道、行道，世乃日亂，人猶是也；人能明道、行道，世乃日治，世猶是也。此文意義極深，宜細味之。

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：所求乎子，以事父，未能也；所求乎臣，以事君，未能也；所求乎弟，以事兄，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，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；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；有餘，不敢盡。言顧行，行顧言；君子胡不慥慥爾！

君子之道，近取諸身，常在日用彝倫之內，實考諸事，常在言行之中；不求諸外，則心易存，不務於虛，則德易立，忠恕之道，固如是也；故人子求其事父，人臣求其事君，人弟求其事兄，朋友求其有信。庸德也，而必勤，庸言也，而必謹；有所不足者，必勉及之；有所過者，必俯就之，以適於中道。惟察於言，審於行，以驗其所詣，不敢以道為無為而不為，不敢以德為不足為而勿為；此君子之所以為道，而中庸之所以成行也。

君子之道云者，皆重在立身處世，庸言庸行，非關身外者也；故中庸之教，莫大於存養，脩道之功，莫先於學行；一尊德性，一道問學，即《大學》引“淇澳詩”一節之義也。存養關乎自脩，學行始於道學，而所成則一明明德，一止至善，即《中庸》忠恕之道也。前之中和誠明、致曲與變化，皆由此一以貫之者；內外終始，有異途，無殊歸，所行不一，所成則同，要皆成德達道之事耳。故言教，求其高深以明道；言學，求其淺易以立德；其理然也，即老佛之說，亦莫不然，學者參而同之，則中庸之道近矣。

本章君子之道，即中庸之道，以當時能行中庸者，僅屬之君子，故以君子之道代之，即寓獎掖之意耳。

君子之道，辟如行遠，必自邇；譬如登高，必自卑。《詩》曰：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；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；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孥。”子曰：“父母其順矣乎！”

君子之道，不外倫常；由身及眾，由家及國；忠恕所盡，則萬德均立；故誠意正心脩身，為善己也；齊家治國平天下，為善人也；人己一體，而親親為本，故身脩者先齊家；老老幼幼，為治國平天下之本，故立德者先孝悌；皆自近始也，由近及遠，由親及疏，道如是也。

若舍近而圖遠，舍親而言疏，厚薄而薄厚，難易而易難，本末皆失，安有濟乎？以此為道，日見其背道矣！故道者近取諸身，由易而難，則難者亦易，由厚而薄，則薄者亦厚，至公至平之道也。如登高必自下、行遠必自邇；道之所由，莫得而外之，苟躐等以求，將見其無益且有害矣！

故立德莫先於孝悌，敦倫莫先於夫婦，禮之所始，君子之道所造端也；苟不能孝親弟長、和其妻孥，則將何以睦及宗族乎？不能睦族，又將何以和其鄰里鄉黨乎？不能和其鄰里鄉黨，又將何以與國人處乎？故近者不親，無以交遠，親者不睦，無以處眾，此道之大則，人生之大序也。

一家之中，父母妻子兄弟，骨肉至親，為天性之屬，一身以外，至近至親者也；由德言之，父母所生當孝，兄弟同胞當弟，妻子似續所重當和順，雖有未同，皆齊家之事。而自道言之，孝者，所以報本；弟者，推孝以盡其親親之誼；和順者，本於孝以承祭祀、延宗嗣，而廣親親之德也；皆所以盡性全生者也。故孝弟之道通於神明，夫婦之義齊於天地，為道之原、德之本，萬行莫不由此始也。推而言之，齊家之道，即治平之基，親親之德，即仁民愛物之始；所至者大，所包者廣，蓋道之所立，人道之所見者也。

詩所云“妻子好合”諸語，已見其克友於兄弟，和於妻子，而室家無不宜矣；既能友於兄弟、和於妻子，而宜其室家者，自已能將順其親，克全其孝者也。故曰，為此詩者，父母其先順乎？以父母之順，為一家之本也，父母既順，則兄弟之友愛、妻子之和好，室家之宜，皆隨措而得矣；即此可明道之所在，更可明性之所盡，遠近厚薄之義，脩身齊家之道矣。

君子之道，費而隱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猶有所憾，故君子語大，天下莫能載焉，語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詩云：“鳶飛戾天，魚躍於淵。”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，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

君子之道，不以昭而明，不以勤而得，不以為而成，不以思而中，為其志一心靜，神清智澄也；故居下而能高，處近而能遠，以微而著，以費而安，無所容於心，而無不善其事，此道之所為然也。故求之者或不足，而得之有餘，為之者或無功，而靜者必得，道有所終始，事有所難易，昭晦直曲之間，而道存焉。

故言人道，必歸於天，天道之見，必徵諸人；合而參之，自達其理，執而求之，不知其途。故易知者，中寓難知，易為者，終有難成，此貴乎通也。夫婦之愚，可知能行，其易也；聖人不知不能，其難也；而所謂聖人不知者，果夫婦之愚所知耶？聖人不能者，果夫婦之愚能行耶？蓋天地之道，順其途則易，求其故則難，此天道之不可以言著也。

人之性靈，生而同也，而智愚辨焉；人之知技，生而習也，而賢不肖殊焉；為其氣之偏全，數之廣狹，量之多寡，境之良否，不一也。故語其粗，眾人皆能知之，語其精，聖智亦有不知；此其道之不可盡，言之不可窮，行之不可矜，智之不可夸也。故君子知之，則費而隱，以潛其神、以休其力，以勵於平昔，而不爭一時之能，以蓄於終身，而不奮一晌之智，此為順乎天而應乎道，以成其德者也。

天下之大，物類之庶，行與言之不可易也；故庸行必謹、庸言必信，天道之不可言、不可為，即因是也。故君子之道，先慎乎言行，慎言而後可以語天，慎行而後可以為道；天之難知，道之難明，非通其故，孰能喻之？故曰“語大天下莫載，語小天下莫破也。”是故，君子求之至中而不馳於外，圖之至近而至於遠，取之至易而至於難，以庸言庸行而盡天地之道，此所謂費而隱者也。

《詩》云：“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。”正可見靜動之機，神明之至，由至中至常，推而盡乎無量無數，非達道者，孰能知之？故曰“上下察”也。君子造端夫婦，近取諸身也，察乎天地，遠包無外也，極其所至，豈但察天地哉？故中庸之道，致用不窮，而中庸之行，始於至近至易者也。

此節承上“庸德之行”數語，以明中庸之道，至精至詳；為求其至中，故不足必勉及之，有餘不敢盡也，即前所謂智賢過之，愚不肖不及，皆失中庸。

本節夫婦之愚，可以知行，即不足，勉之足；聖人之智，有所不能知行，即有餘，不使之盡，皆以志乎中庸為止。中庸者，道之至也，達乎中庸，則無不達，故愚智同也，賢不肖同也；失中庸，則失道，得中庸，則得道，但以中庸為辨，不宜問其智愚賢不肖也，故君子之道，衹在中庸，有餘不及，皆非道也。費者，言其功用之大，隱者，言其取德之近，無非求其毋過不及，以適中庸耳。

又曰：“中庸之道，以至中至易為本。”其用力在近，而致功則遠，作始至易，而成德則大，斯所謂卷之退藏於密，放之彌六合者也，夫子所講，全是此義。“鳶飛魚躍，盡於上下”，即後之“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”及“淵淵其淵，浩浩其天”之意，皆言道之功用，無所不包；而致之也，則自切近，即造端夫婦是也。

夫婦者，不僅指和順者，為承上文“夫婦之愚之不肖”而來，以形容事之至近至易而已；蓋夫婦之知能極狹，其施布極淺，非有難能難知者存，而大道由此寓焉。大道本非難知難能，而極其用則有不可知、不可能，以人之知能，不足以盡天地之玄妙也；然天地之玄妙亦非絕不可知、不可能，須視其智力所及耳。智者過之，愚者不及，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；就人言之，故皆失中庸，而就道言之，本無智愚賢不肖之分，更無過不及之差，實至平等者。能明此中理義，而後明道，而後明為道之方，與人事之所先、天道之所本，不復扞格不通也；通矣，而後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，智慧神通莫不由“通”字見來；而其始，莫不由至靜至清中求到，此即徹上下之諦，亦即中庸之教也。

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；素貧賤，行乎貧賤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難，行乎患難。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！在上位，不陵下，在下位，不援上，正己而不求於人，則無怨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徼幸。子曰：“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諸正鵠，反求諸其身。”

子曰：“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專；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；如此者，烖及其身者也。”是故居上不驕，為下不倍。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；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。《詩》曰：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”其此之謂與。

為道者將以致用，立德者必先行事，非空論得失，足以明道也；道在天下，寓於事物，隨所施而皆宜，則道也，故君子不以出處易操，不以榮辱改志。果富貴也，行吾富貴而無所加；果貧賤也，行吾貧賤而無所減；果夷狄也，行吾夷狄而無所慊；果患難也，行吾患難而無所憂。故能隨遇而安，隨入而得，不因境移其心，不因位失其志，其所守者堅，故物莫撼之，其所由者正，故邪莫干之；由其致力在內，省察不輟，存養有常也，故能素位而行，不希於外物，乃至優游自得，無不足於中矣！如是始為能明道，而能行道者。

蓋道者至平等，本無富貴貧賤之可異，夷狄患難之可殊也；守其所同，則心不二、志不紛，逐其所異，則中不持、外將入。彼慕富貴而移其心者，富貴之物役之，非道也；恥貧賤而易其志者，貧賤之物役之，非道也；夷狄而餒其內者，夷狄之物役之，非道也；患難而怯其氣者，患難之物役之，非道也。心之所存已失，物乃役之，故格物而後意誠心正，不格物以致其知，鮮有不為物所役者，物而役之，性將奚見？道將奚明？故明道者自信其守，行道者自遵所由，不惑於外，乃不失其內，此君子之道也。

君子之持身處世，以道為重，故出居不易，上下不改，惟道是依；而道之於物，各有其宜，至中至常，苟不失之，無往而不獲，不因上位而自高，不因下位而自卑；故在上不陵其下，在下不附其上，中立不倚，正己而無求於人，故上不怨天、下不尤人，斯真能信道不惑、守道不失、行道不退者也。故君子貴道而遺富貴，重道而輕貧賤，安於所遇以俟其命，居於所宜以全其天，故能居易俟命，而無餒也。

小人不然，惟欲是逐，故多求，求之不得，故行惡，不知命之所定，而欲以人勝之，不明天之所使，而欲以力逆之；又不明乎善，不先立德，以契於天命，而謂智力之能逆行以得福，遂至念念皆惡、事事皆非，此所謂行險僥倖者也。蓋得失者數，榮枯者命，厚薄在天，取與有司，苟行惡而得之，是為幸得，以背道也，行惡而無所得，是天理當然；為道者乃能順天應命，小人不知道、不知天命，乃惟僥倖是圖，此其所以禍己而害人也。故富貴非不可求，君子非必貧賤，惟在視夫求之之道而已；苟能應命順天，以安於所遇，復能明善立德，以新其命，則富貴不求自至，貧賤不去自離，豈待行險以期其不可期，而希冀僥倖於萬一哉？故《書》曰：“自求多福。”善人獲福，惡人逢殃；苟志乎善，而返己以盡，則君子之道也。

故君子重在求己，不求於人，亦不求於天；而其得也，非人所與，其失也，非人所奪，皆自己得之失之，故能不怨於天，不尤於人。射之為道，其不中正鵠，非正鵠之咎，必反求諸身，此即君子之喻也。內志正、外體直，持弓矢審固，而後言中，此射之良者；求己已盡，反身以誠，不怨不尤，而善德日進，而後言得，此君子之求之也，其為道豈難哉？奚必如小人之行險也哉？

君子持身在忠，處世在恕；忠則盡己而無求於人，恕則立人而無損於己，斯中庸之行也，當世之亂，此道尤貴。君子以治，在位為順；小人以亂，得志為宜，反之則逆而不宜；故處無道，而高官厚祿，必小人之得志也，而君子居易俟命，惟有微行遜言、遯處潛伏，以善其身而樂其道；若不甘閒散，必求見用，則必夤緣黨附，以溷其身，或不耐清貧，難安寂苦，則必怨尤無已，以戾於數，皆背道也。

故在治世，固貴安貧，而處亂時，尤當樂道；俟命者先居易，為其乘時而為進退也。可進則進，可退則退，自不忤於事，亦不違於道，此所謂易也；苟不能明進退之緣，妄為出處，必冒險阻而逢災殃。自來賢者不克明哲保身，皆因一念之錯也；故賢知之士，不必求用而自衒其能，庸愚之夫，尤不宜以求用而自獻其拙，此為處世最要者也。

居上位者，固當卑以自牧；而在下位者，尤當巽以自處，以盡其己、安其分，而後免於禍，此為持身所最要者。今也愚不自愚，而欲自見，賤不自賤，而希自專，處亂世而妄求用，違古道而僥倖行險，如此人者，其能免乎？故居上不驕，而後得眾，為下不倍，而後善事；國有道，則危言以匡時，國無道，則默息以自臧，夫然後可謂之明哲，而克保其身者與！故君子守中庸之道，行中庸之行，惟道是依，惟德是憑，存養省察、克己復禮，以盡其性、安其命，他無所求也，此則君子之道矣。

此章皆言君子之道，明立身處世之方，以成德達道，致其中庸。雖事皆須實行，而道通乎玄妙，行徵於親近，而德達乎治平，此為儒者內聖外王工夫，亦即時中之道也。《大學》言“止至善”，重在隨事而止；《中庸》言致中和，重在時中；後人能言之，而不知其方，蓋以原本章節錯亂、文義未全，不明立身行道、一以貫之之旨，東塗西抹，指此失彼，不通其用，妄擬其體，此大謬也。

今夫子就言道言德之際，即明指下手著力工夫，以竟其體用、要其始終，使時中之教大明，脩道之方備具，實後人之大幸也。讀者當於此一字一語，仔細求之，庶不負聖人之苦心焉耳。

“中庸之道”四字，為儒教實用之途，亦人生實行之事，非僅講明道理而已。人生於天地間，無時無方不有所為，有所為而後有所成；然有所為者，必有所不為，去其不當為，而就其當為，而後所為有成，此固人人所同者也。去就之間，必有其則，是謂之道；如道路然，或蹊或徑，或夷或險，紛陳於前，將誰適耶？故道者，人之所由，猶旅行者之所自也。道以一而達，路以一而到，未有由歧路而能到其所至之地，即未有由異道而能成其所志之功；此擇道必先有則也，則者，中庸也；中庸者，至捷之路，至中而無所偏、至易而無所奇、至一而無所歧，故由之無不達也。

中庸之道，以人事而見，非有難尋者，不待問於人、諮於眾也，隨時而在焉，不待求之於外也，隨處而逢焉，不待覓之於物也；故大之天地日月之軌，小之飲食起居之度，莫非道之所在，亦莫非中庸之道所存也。由之則適，背之則亂；守之則宜，失之則惑；致之則成，離之則散，此人生不可須臾而忘之者也。人生而以身接於物、累於事，無智愚賢否，一也，物得而理，事得而宜，舍中庸之道，將何以致之？故中庸之道，人以理萬物、宜萬事者也，不必皆為聖賢言，而聖賢成於是，不必盡為天道言，而天道盡於是；故中庸之道，通上下內外者也，包舉精粗、透澈人己，無不咸宜，此聖人所以立則，而措之為教者也。

然道之在人，人不知由之，而背道以行，道乃不明，非道之不明，人之不明道也；人不明道，則失其理萬物、宜萬事之則，而物不得其所，事不得其宜，則亂矣。故道之不明，世之亂也，既不明道，則無由行道，道不自行，乃世不復見道，此道之不行、人不能行道也。人不行道，道乃日晦，而人失其生生之序，則生不保，不保其生，安以處於天地間？此亂之極，民不自保之日矣！是皆由於無人明道、行道耳。

故言明道，則個人之自全，言行道，則人類之共保；道明且行，世之大治，不獨為一人之脩養已也；人不能明道行道，人皆失道，天下共亂，無以保其生，又不獨一人之失也。故明道者，欲人皆明道；行道者，欲天下皆能行道。而天下之人，既失之久矣，非有為先覺，以引之復於道，則道永晦，更無能明能行之時；故必先就一己之脩養始也，此為教必始於學，而為人必本於為己者也。

蓋道之在天地間，為萬物萬事所終始，以生以成，非道則敗，無論賢愚，非順道不治；故道者，成己成人成物之則也，身與人物共生共育，舍道則失其所以生育之序。故聖人明道，為成己成人成物者也，極其功，則位天地、育萬物；言其效，則日用起居之事也。苟不達其用，則不免誤於虛誕，苟不通其極，則不免昧於耳目，故道之明，明於中庸，道之行，亦行於中庸，為中庸之能盡道也。

天地之大，末生於本，精見於粗，有形者出於無形，萬有者始於一體，皆道之所包、中庸之所貫也；執中用道，無物不從。此聖人之德，通於神明，道之所用，本於忠恕，盡忠推恕，無事不順；此聖人之德，極於萬物，皆明夫道之為道，不外中庸，而德之為德，不外忠恕也。

昔夫子曰：“知忠則知中，知恕則知外。”忠以盡己，則中立；恕以及物，則外從；中外皆從，人物同順，斯道之所明行，而聖人之所成德，天下之所成治也。《大學》之教，首於格致，極於治平，即此義也。不求於道，則物不明，而知不至，此始功必先自近易也；不立及人，則德不全，不仁及物，則性不盡，此明德必至於平治也。中庸之道，即貫茲始終，凡一身以內，誠意正心，皆是道也；一身以外，齊家治國平天下，皆是道也；故中庸之道無所施而不宜，要在人能明之、行之耳。

故明道之方先致知，行道之方先立德；知至而後明至，德立而後道明，此為教之本也。故脩道者先問學，以致其知也，次求其德業於彝倫之事，以明其德也；而中庸之教，即貫是始終，以為之則焉。故本章承上學問之義，而推及倫常綱紀之道，使人由所學所知，而見於所行，行之有成而德以立，則進道矣。蓋道之在人為性，性之所見為德，性無可名，而遇物則名，故諸德見焉；德者於己於人，有所得也，因事而後見，故德必依事而成。德之所始，必由擇善而來，故依知而後立，此格物致知，為立德之基也。

《中庸》言學，固先知明，而貴在守；言脩，固先存養，而貴在行。非守則知明不精，必將失之，非行則脩養不固，必將傾之；故進始成，精進不懈，始能至於道。由日用之事、一言一動之微，皆有所知於先、有所守於內、有所行於外，而後通三者一之，是謂成德。故聖人之教，千言萬語，止於成德，德成則道自在，不必言道也，且道離德無可言也。故人身之近，莫若家庭父母妻子兄弟之屬，必先求其所見之德焉，推之如君臣也、如朋友也、如鄉黨閭里也，皆求其所見之德；推之而一國也、天下也，皆求其所見之德；更推之人類而至於物也，亦皆求其所見之德。德均見矣，是即性之所盡、忠恕之所至、仁義禮智之所施、孝悌忠信之所成，由是所措無不宜，所遇無不獲，是則謂之道矣。故道者，德之所成，而德者，知之所明、行之所見也，舍是則非道矣；中庸之道，必先立德者，其義固如是矣。

夫道以德成，德以物著，言道必先德，言德必因事，此天地之大則也。故言中庸之道，必就徵於日用尋常之事；一物也，而著其道，一事也，而見其德，而後謂之能明德、能行道者，舍物，物外將有道乎？舍事，事外將有德乎？此固高談玄理者所為，而不切於初學，雖妙義生於舌底，精論著於文章，抑何補於道德哉？故中庸之教棄之不講，非謂其無理，為其大而無當，虛而不實，易導人於荒誕之途，而不能使世治平，人物各得其所也。故中庸之道以近易始，以人事為本，以德為徵，以立己立人、成己成物為功，始於格致誠正以善其身，終於治平以善及天下。

故仁者言仁民愛物，使之得所也，義者言親親尊賢，由近而遠，措之皆宜也。仁義為人之道，言人生之所保，而不可須臾失之者也。故言脩養，重在一心，以盡其性，使性道不去於身也；言學行，重在一德，以成其道，使道德必及於人物也，由是而勤勤焉、孳孳焉，以求其不二、不息之境。不二則脩養成而性見，不息則學行益而道德廣，二者內外之事也而同至，內至則外至，外至則內至。外至者，明明德也，內至者，止至善也，既明其明德，復止於至善，斯所謂道之成矣，聖人之所名，神人之所及也。然求其始，固必自細行日用尋常之事也，持身處世之道也；一身之德、一家之義，推而至於天下人物，莫不宜也。故學者必先求事物之中庸焉，舍事物無能見其中庸也。是故此章言君子之道，皆屬於持身處世之道，其始於身家，則孝弟和順之德為先，繼於鄉國，則親親尊賢、忠信仁慈之德為先，終於天下人物，則仁民愛物之德為先，皆必著於事、施於物、見於行，以成其德，而後不離於道也。

故道有持躬者、有處世者、有親親者、有仁民者、有愛物者，而莫先於自脩；蓋身為行道之主，身不先脩，道將奚行？心為成德之基，心不先正，德將奚成？意為明善之本，意不先誠，善將奚明？故立德自己始，行道自身始。凡一身之所處，或用或藏，或榮或辱，或在上位或在下位，或居中國或居夷狄，或與家人或與親族，或與國人或與物類，無不有最宜之道、至全之德，以措施之，是則君子之持身處世也。其有遇亂國、逢亂世，顛沛之際、造次之頃，在人若無所依循，將失其為道為德；而君子不間也，為其守中庸之道，擇善而固執之，不以物移其心，不以境困其志，乃能隨遇而安，不失其道德。故窮有道、達有德，居上有不危之道，居下有不辱之道，處治有可法之道，處亂有自保之道，雖蠻貊之邦、禽獸之群，不足以動其所操、改其所守，而能自善兼善，以成其忠恕，斯則君子之中庸也。故君子者，以道德成名，人而無德，則無以為君子，此古聖人之所重在德，而中庸之教所先，亦舍德未由也。

夫道之行，必人皆有德，人皆有其德，德亦無足貴，故曰上德不德；然世當叔季，有德者少，德乃貴矣，德貴而道晦，世乃亂。人猶是也，以不德而失道，遂至於亂；以有德而不離道，則至於治；治亂之間，在乎尚德與否，非去此取彼，移易其行可也。故明明德以治平天下者，但求吾德之明，而人率之而皆明其德，則世更無不德者矣。人無不德，天下有不治者乎？故治世者，以人治人，改其不德而為德耳，不待多術也。

“人之失德，乾餱以愆”，詩之辭也；苟有其生，而得其所，菽粟猶水火也，尚有失德者乎？故明德者，君子親親而賢賢，小人樂樂而利利，此民之所以永懷其德，而世永治矣。故尚德者，貴盡人之性而得物之情，人情不同而性同也，苟盡其性，則適其生矣。君子以道，小人以利；道之所得，君子之所安；利之所在，小人之所歸；但推其心以成其德，世人莫不好德矣。故君子為成道也，先昭德於民，使人效焉，德之在民，如風之在水，無不從而順之；故立德在求諸己，己之未盡，無以盡人，己有不德，安望民之有德？故君子重自責也。

世之亂也，民之害也，惟聖人以德教之，所亂者治，而害者除，其應至捷；故堯舜之世，天下同仁，非民性殊也，堯舜昭其德以教民也；反之，則無德者在位，民不得其教，相率而效其不德，則天下皆失德矣；桀紂之世，天下多暴，非民性殊也，桀紂示其暴以率民也。故中庸之教，以德教也，人循教而皆中庸，則天下無不德矣；故聖人以成德於天下，為成其道，有一不獲，非成道也。道者，萬物生成之則也，有一失其則，則不得生成，有不得生成之物，則道之未全，況不得生成者且眾多乎？此中庸之教之所急也。

人之處世，即不為人物言，而一己之生成，舍德莫全，是成德為己也；成德為己，而人物皆成，故君子但盡在己，而世舉被其德，此明明德之必自身始也。人固不得離物以生成，物之生成即吾之生成，物之德即吾之德，物之所盡即吾之所盡，故君子之德及於天下者，猶其身之德也。故道無人我，但求其成，德無大小，但求其立，盡其一則皆盡，此中庸之道，貫上下者也。

總之，中庸之道為人生之大則，不問其為人與物也，苟不由是，則失其生生之序，雖有賢智，亦何足貴？故賢智過之，猶愚不肖之不及也。世不貴有賢智，亦不患有愚不肖，所貴在中庸之道，所患在不聞中庸之教；故中庸者，天人之道所共由者也，人物同以此生成，天地同依此覆載，固不可須臾失之者也，世之君子，尚其力行之哉。

宗主孚聖附註

中庸之道，大細畢包，爲人處世，成道立德，皆有其則。雖夫子已示大義，而人多忽於近易者，不知工夫所始，故由子思子再加詳示，使人人能明白透澈，毫無疑難。庶日用尋常俯拾即得，出處隨遇莫不由道，則無愚智之殊，賢不肖之別，一歸於中庸，而後道大行、教大昌，方不負夫子之諄諄也。

又曰：子思子所講，意似無甚奇特，而指示中庸下手處，實讀者應注意者也。因夫子之教，本有上等中等下等之義，非分別道言，爲人智不齊，不得不分爲多級，使下愚有下手處；中庸之道則貫三者而通之，本道而立則，故也。但人每喜其近易，則怠其高深；欣其高深，則忽其近易，皆偏也；偏則非中庸之道。故子思子就人之所偏，糾正之，使知工夫由下而上、由近而遠，有定程必經歷盡，而後謂之成。而所謂上下遠近，又莫非一氣貫通，如木之本末、器之内外，非可畫分爲二事者。故道在器中，舍器無由見道；但泥其器，亦無由明道，必精粗畢具，终始俱達，而後可。此則中庸之所爲教，而子思子所講旨也。

宏教附註

子思子此文重在明道，言道之不明，以人不能立德也；人不能立德，以其知不逮也。人皆有知，而何以不逮?以昧於生生之則，而不知自保以保人，故不知德之可貴也。智者輕乎德，謂爲不足爲，相率放浪誕妄，此過也；愚者不明德，謂德之不可爲，相妄於昏庸悖謬，此不及也，皆不明道之爲道，在立德也。

中庸之教，力矯其失，必以德爲道，以明人生爲德之本，以成己成人成物爲德之極，而必先致知以使明善。明善則明德之可貴，而堅其守、勵其行，以求其成，此爲教之旨也。故儒教始終以德明道，以與人物之相關，必盡忠恕之道而後成德，非獨脩己也；故一以貫之者，中庸也，及忠恕之道也。

中庸至中至易，包舉本末精粗，忠恕盡己盡人，包納萬物萬事，故能通貫一切，是謂措無不宜之道也；始於己心，終於天下，始於日用，終於天道，莫不由是貫通之也。故見仁見智，爲内爲外，隨事而見，隨施而獲，不問愚智，一以貫之，此則儒教之精義，而夫子之微言也。讀者當於文字中，仔細會通之。

中庸之道，在人人能行乎忠恕、盡乎仁義，則中庸之道行；人不知忠恕、不行仁義，則中庸之道晦。此章以道之不明不行，而慨世之不治，即因人之不能明乎中庸之道而行之也。其不明者，非皆不智也，智者過之也，非以其愚也，愚者不及也；不行者，非皆不賢也，賢者過之也，非以其不肖也，不肖者不及也。蓋智不貴，貴以中庸而智，愚非病，病其不及中庸而愚也；賢不足奇，必中庸而後賢，不肖不足恥，以不及中庸而不肖也。

何以言之？人之稱賢智也，為其知能勝人也，知能勝人，必能使人被其德，愚者賴之以智，不肖者賴之以賢，斯所謂賢智者矣。苟失其德，而人不受其賜，則才力無益於人，其知能不足取也；或其德之不中，而逞其才力以惑世罔民，人不得其益，且被其害，則智能更不足取矣。故必適乎中庸，而後為能智能賢；過乎中庸，雖智與賢，均非所重，而道之所以明晦者，即由是見焉。

世之愚不肖者，為知能之不逮人也，知其知能不逮，非病也，必企而及之，以求其中庸，則愚不肖可進於賢智矣；不知其知能不逮，而不求其中庸，則誠終於愚不肖，終於愚不肖而不及中庸，此道之不能明行，即可見焉。故道之明行，在能中庸，非智愚賢不肖之所關，而智愚賢不肖之能中庸，則無過不及，而道之必明必行，固不待教之為功；惟其智賢過之，愚不肖不及，皆不得中庸，而道晦塞，乃賴夫教以正之也。

夫子此言，為教發也，言世之失中庸，而道不明不行，人不見道，雖有賢智，不能啟中庸之道。雖有愚不肖，不能率中庸之行，而徒生於晦塞紛亂之中，處於顛倒離奇之境，狂言自喜，悖行不疑，而世日亂、民日危，此世道之至衰、人道之至苦，不得不假於教以挽回之。此則夫子之微意，而明中庸之教之大旨也，吾故曰為教發耳。

夫中庸之失，為大亂之階，人失其所循，而相率為亂，不待黠者誘之也。故夫子諄諄於教，欲以止之於未亂，而明中庸之道，以正素隱行怪之談，申俟命居易之義，以警行險僥倖之習，其旨深矣。蓋中道既失，人心無主，智賢之士則倡其奇誕之說，而好為偏激之行，以惑世誣民；愚不肖之徒則奮其自用自專之心，而為僥倖行險之舉，以亡身害眾，皆事所必至者也。當東遷之季，周道式微，禮樂不明，綱紀漸壞，二三文士自恃聰明，以時事之非，乃好為詭譎之策，破王道、創霸術，毀禮教、尚刑名，為說以辯為先，為學以新取勝；但求脩名之立，不恤民本之傾，但冀徒眾之多，不顧國是之亂；故是非淆雜、邪正紛紜，處士橫議、說客奔馳，執片長以干王侯，由立談而取卿相。蓋中庸之道久已視為迂遠，而仁義之言不敵申韓之術，忠恕之行不及楊墨之奇，至戰國之時，夫子之教不為人唾棄者亦僅矣。

當斯時也，有楊墨、有鄧尹、有晏商、有蘇張、有孫吳、有申韓，各立門戶，倡為言文；世人不能明其是非，當國不能辨其邪正，教衰道失，至斯已極。揆其原本，何非智賢過之、愚不肖不及，而皆失於中道之所致耶？由斯言之，道之不明，莫非人為之？其不行，亦莫非人致之？而考其所歸，又莫非智賢之過之也？蓋愚不肖者，智能不逮，只己不及道耳，而不足以亂道；惟智賢之士，恃其知能勝人，乃倡為奇誕之言、詭譎之行，以亂道而罔世，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。之數子者，率皆才俊之士、明敏之材，言有可欽、行有可信者，徒以自高自異，而不察於人情，乃不復求其中道，以明人生之原，此則智賢過之之謂也；苟其說大行，民志以惑，天下之亂，不知胡底？而其不至是者，則卒有賴於夫子中庸之教耳。蓋夫子之道，平易近人，無偏無頗，不詭不隨，既授之門人，又筆之書傳，後世得聞之者，莫不興起；經比試而後明，加歷練而後信，以伏諸子之說，而紹古聖之傳。蓋自子思子後，固嘗有為之表章者也，故中庸之道，至今猶光，而仁義忠恕之行，於世不替，至道者之所成乎？

人之生也，必依所生之則，以適其生存之境，此固賢愚所同；而生存所需，常以時地變遷，而其應用之才智，亦因時地更易，故言教必適時，言道必用中，時中也者，人生之大道也。古德非不美，而不宜於時，則不復見貴於世，如許行之為神農言者，非不高尚，而用之則將受其禍，民生之序，不可紊也。苟舍其已就之序，而欲返於古，勢必盡破其綱維，以凌其等次，而爭奪之事多，民生苦於紛擾，而國是不一，則趨向各歧，此亂之無已也。故楊墨之說，徒知己見之奇於人，而不謀與時之宜；信其所言，則為楊者，必棄其非楊，為墨者，必棄其非墨，其非楊墨者，又必棄乎楊墨，天下紛紛，將伊胡底？人心不可定，安望世之治哉？故為教者求其一，以一一眾，而眾無爭，則必求其中；故中者，道之所自生，而民生之大則也。求其中而不偏，易而不奇，民之所安，世之所治，道之所行也，即在乎是。故治道必自中庸始，中庸之道，非懸則以示之人，乃就群智以適所宜也；非執一以範諸事，乃衡庶事以取其中也；故中庸之道，不外時地之宜、事物之利也。

是故中庸之教，不因智愚賢不肖而異，過猶不及，惟適宜為中；人有智愚賢不肖，而後才識不齊，彼智賢雖勝人，而不適世之宜，猶非道也，況愚不肖才識之不若人者乎？故中庸為難能也。人皆飲食，而鮮知味，皆有其生，而鮮明中庸，偏之害也；故中庸者，求之眾情所同，萬事所理，非執於一己之見也。苟通達一切，貫徹萬物，無不宜者，斯謂之能中庸，斯謂之明道、行道者也。蓋中庸無不中，道無不達，惟中則宜，惟達則理，治世安民之則，持躬接物之方，莫外乎是。舜之大智，即由其執兩用中，執兩用中，則能時中，而能行道，故天下治而己成聖，中庸之道尚矣哉！夫人同是生也，皆有所安於心、所宜於事者；苟以吾心之安、事之宜，推而行之，無不應矣；故聖人行中庸而天下中庸，行道而天下皆道，固無私於己，而己成其德，無為於人，而人成其道，此中庸之教在求己而已。道未嘗離己也，人未嘗遠道也，求其己之所安所宜，以成天下之所安所宜，豈有難哉？

故君子之治世，在以人治人，以人為則；而改其人之所則，猶之伐柯者，以柯為則，有不得柯者乎？人猶己也，己之既盡，眾無不從，柯之有則，木不至異，教化之行，不待卜而知之矣；故中庸之道，首在求己之所安所宜，己有未安未宜者，必道之未獲，而中之未能；苟盡乎己，而既中矣，既道矣，無不安、無不宜矣，即不推之，天下猶且從之，況推之者哉？

彼楊墨之徒，足以亂世者，為其己之未安未宜也，己未能道，故也，群言龐雜；衷之於聖，夫子，聖人也，其所行無不中道，故無不安宜。彼之未能中道者，以夫子正之，未安宜者，以夫子喻之，則天下一於夫子之道，而天下定矣；故治世猶治己也，教之所行，即德之所著，夫子有其德，而後施其教，故措之天下，無不應矣。中庸以時中為貴，即夫子自道也，吾故稱之為聖之時，其異乎伯夷之隘、柳下惠之不恭，莫不由時中之道辨之。周末諸子，更無論焉，以其不知時中，徒縱一己之智，謂天下可己意定，使物傷其性以從其教，其弊即以杞柳為桮棬之喻也。

人失其性以為治，是處於囹圄之中，雖能力壓之使服，而生趣已枯，欲其心安，得乎？即處世也，不問其理，但求其徇吾之欲，使事逆其理以從吾之心，猶曲折花枝以為玩品，雖力折之使從，而失其固有之條理，安望其措之宜哉？故枉人以從己者，論智可矣，論道則非，為其失德也。德者生之本，有德而後道生，君子治人，先之以德，擇民物之所安所宜，而定其則，以至中至易之道行之；故民皆樂從，事皆順理，不待勉強為之也，故堯舜之世，熙熙攘攘，各樂其生，而後世則不能，為其失時中之道，而無以一民之情也。

夫子之教，首述中庸，而取則於身；以身行道，而重在忠恕，此所以為聖。而眾人則反之，僅恃己之所長，以奇怪之言創異誕之學，以相傳述，而重在愚人；此為世亂之階，而道之所由晦，故不得與夫子並，其說之不能行，亦宜矣。故忠恕之道，儒者最要之旨，孔曾所授，即此二字，忠則盡己，恕則及人，由中道以行，而推於天下，舍忠恕莫由，此夫子獨揭之，以明時中之教者也。

惟能忠恕，乃能得人之性、事物之情，而能措無不宜、居無不安，故能時中不失；千載而後，苟欲聞時中之義，必先求忠恕之行。忠之為盡己，恕之為推己，君子所以為君子，皆求己耳；求己已盡，而後推及人物，此固道之用，而性之德也，故曰忠恕違道不遠；不遠者，言取諸身，即執柯伐柯之義也。以己及人，由近取譬，此即中庸之所以中庸，不待諸外，故為之至易，不謀諸人，故行之至宜，宜於己而後宜於人，己所不願者，則勿施於人，此即推己之德也。

夫子以中庸之行立則，而名之曰君子之道，為證當時之鮮能中庸也；世不能行乎中庸，惟存於君子，此道之不行也。君子不求於外，與道相依，乃能獨守中庸之行，以成其德，故夫子稱之；前章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，即當時之君子，亦即夫子許為中庸者也；故本章所稱君子之道，即中庸之道，而世之中庸所存者，即由此君子，可復證明之，此固夫子慨世之微意耳。

夫君子之道以中庸為本，中則盡其所宜，庸則擇其所易，故君子之行，本諸身而後徵於人，求諸己而後及於物；其行始於立身，中於仁民，終於愛物，故自格致誠正以及治平，為明明德，自孝悌親親以及賢賢樂利，為致其善，皆始於身心，推於父兄，盡於家國，兼於天下，莫不昭其德而著其善者也。德者，道之所見，善者，性之所有；故德善盡，而道已成、性已明，此即達己立己之行。德及天下，善兼萬物，忠恕之行著，仁義之道盡，天下人物皆被其德，無不安不宜，此即立人達人之道。故君子者，成德者也、達道者也、位天地而育萬物者也，然其始也，則莫不先一己之脩養，莫不本於一德之涵育；故於一事一物之微，而必求其所安所宜，一言一動之頃，而必有其所守所執，此蓋在乎學行之力也。

故君子之德，立於日用尋常之間，始於身家父兄夫婦之近，謹於庸言，慎於庸行，以驗其所習，而求其實行，此固君子之道之所自始也。一身所始，在家庭，父母夫婦兄弟；在鄉里，朋友鄰戚；在國，長上僚屬國人；在天下，所有人類，莫不有應見之德；人類以外，起居飲食，言動作息，一切與物，莫不有應由之道；處世接物，或居或仕，或達或近，境遇不一，遭逢不類，一切事務，莫不有應施之行，而其所成者己，所宜者物，所安者心，所理者事，皆因實行而後知之。

故君子之道，必求實踐，不待出仕，即在一家時亦然，不必言家，即一身也亦然；故立德無殊，行道無異，苟有斯身，必履斯道，有斯心，必成斯德。仁義所以為人道也，忠恕所以為中庸之行也，皆緣乎生生之大則者，苟悖是則，則將無所措手足，故智賢過之，愚不肖不及，皆因悖夫大則，而徒知縱其智也。

天之生物，因材而篤之，故人道本於天道，人之履乎仁義、盡其忠恕，乃順天道而得其栽培；苟逆之，必被其傾覆，此事理之必至者也。故居亂世不危者，君子也，若小人則菑逮身矣！其倖免者，雖生亦辱，為失所生之道也。故君子以立命為本，命者，制於人而成於天，天以命限人之為惡，人以道立命，則天從人，若人以惡徇其欲，則命先傾，欲天之無誅，得乎？

故立命者先自反，《書》所謂：“自作孽，不可活”者也。故君子立命，先盡其性，性受於天，順性者順天，故曰“順受其正。”正者中道也，由乎中庸，則不失其正，故居安而行易，不以外移其中，故不危；不以物損其德，故不險；此立命之基，而盡性之本。昔者夫子嘗阨於陳蔡、畏於匡人、辱於陽虎，而未嘗動其中，乃能履危猶安、履險猶夷，此中庸之行，足以立命者也。故言為道必求諸德，言命必求諸性，言天必求之人，言遠必求之近，萬物皆備於我，天下盡於一心，此道之終始，而君子之行之所仿也。

孟子所講關於教學者，在隨時為制。故中庸之道，有定義而無定方，非謂執一之執中也。時之所宜，即道，行乎時宜，即中庸；非必違時以從古也，果違於時，即非道。如行水以舟，行路以車，此道也，若必因善於用車，而強之行水，其溺矣。故中庸之道，見於事物，因勢而利導，則事物皆理；理，即道也；能明此義，始明孔子之時中。

又曰，“中庸”二字實在意義，即“恰好處”，凡事都有恰好處，照此行去，無不相宜，此即中庸之道。故孟子再三言明，中庸非執一，但就事物，以取其至中而由之，如舜之執兩端而用其中，夫子之叩其兩端而竭焉，皆中庸之好注腳。竭，盡也，盡其兩端而取其中，則措無不宜，而心無不安。故孟子謂在盡己之性，而忠恕之道即本是生，夫子言一貫，曾子申以忠恕，子思子摘述之，至孟子更充以仁義二字，皆本於盡性而來，皆中庸之道也。

蓋中庸本無可言，須因德而見；德之未立，則中庸無從說起。凡人作息言行，皆不離事物，而處事接物皆有所見，即德也；因心與物事接，而德乃成，心之所本者性，德成即盡性，盡性即成道，原是一貫。不過君子成德，為己也，非為物也，為道也，非為己也，故曰無為；及其已成，人己皆成，道德並至，是一成皆成，故曰“無為而無不為”；此本道之體用，天地之大則也。故中庸之行，見於庸言庸行，即《大學》“止慈止孝，為止至善之本”一義；知其終始，而後通達，故曰“一貫”。言始終由此致之，無時不中庸，無事不中庸，故曰時中。言道之合陰陽也，不可偏多少，一陰一陽之謂道，中庸者，即不多少於二端，即道也。“一”字指量言，為其銖兩悉稱也，銖兩稱而後平，平則不爭，多少適而後公，公則不奪；此即中庸之道，亦即儒者持身處世之大法也。

“時中”之義，已見前章，而本章因賢智之過、愚不肖之不及，皆失中庸，以致道之不行不明，而見君子為道，仍當本於時中之教，其詳經夫子、孟子講明無餘，惟恐世人猶或未達，更申論之。蓋時中有至精義，即如一事在昨所宜者，至今則否，時易故也，必棄其昨而求其今；在現所宜者，推來則否，以勢變也，必圖其新而改其舊，此時中之道也。

故古道有宜，復者非復古也，以今非此不宜也；古道有宜革者，非反古也，以今不復宜也。而所謂宜者，乃徵之事，以合於道；非徵之事，則不良於用，非合於道，則不底於定；不良於用，則扞格而無成，不底於定，則紛擾而自亂，皆不足安民治世、立身行道也。故時中者，有一而不執，有宜而不亂，不背於眾情，不違乎至道，行之皆宜，履之皆利，而無所生於心，無所害於事者也。

孟子曰：“生於其心，害於其事；發於其事，害於其政。”言不明時中之道之弊也。不因心有所執，故心常靈明，不因事有所執，故措常得宜，為時中而無不中也；苟有人焉，執一不通，則宜此者失於彼，成見不除，則利此者害於彼，此執一，非時中也。事紛於前，欲逐於中，孰為之宜？孰為之利？心之不靈，則惑矣，事之失方，則謬矣；惟惑與謬，雖智賢不用，亦悖時中之道也。故時中者，有所定而無所執，有所宜而無所失，利之是與，害之是蠲，道之是存，物之是正，此君子之德，無可無不可也。

故時中者，惟時之中，時則不執，中則有定；蓋事之至宜，物之至利，聖人之德，惟實踐之期，必因事見用、因物成德，非明時中，何以致之哉？此時中之可貴也。就持躬處世言之，自有其時中之道，不過亦無不及，而後合乎道。猶口之於味，甘苦嗜好，各有所喜；而宜甘者，甘乃中道，宜苦者，苦乃中道；若反之，甘者為苦，苦者為甘，是失物之宜，而不得謂為知味矣。故處富貴者，則宜行富貴；處貧賤者，則宜行貧賤；處患難者，則宜行患難；處夷狄者，則宜行夷狄；素其位而行所宜，乃中道也。若必反之，本富貴也而行貧賤，本貧賤也而行富貴，是失其所宜，而大悖乎道，不可為中庸也。

蓋道者本乎人情，矯情而行，非奸即妄，君子所恥也；處士利名，為惑世誣民之行，君子所最惡者；故太公誅華士、孔子誅少正卯，皆為其不能中庸，而徒矯情以違眾，為道之慝，其關於人心世道者大，有不容不誅者也。故君子持躬處世，貴能中庸，富貴貧賤，素位而行，無入而不自得，斯為能明道者也。若晏子之儉、微生之直、陳仲子之廉，雖為俗人所稱，亦非君子所許；故後世辨奸之論，以不近人情為大奸慝，斯不誣矣。

中庸之道，祇是隨事物之所宜而行，不假絲毫做作；祇是順乎現狀而安，不因外物而有動於中。故富貴之行乎富貴，貧賤之行乎貧賤，皆本吾素位，而自在安行；不以富貴貧賤，而動吾中也。彼好名者，視清寂為奇，以苦窘為趣，必鄙夷固有之富貴，而儕於貧賤，自以為安貧忘勢，而不知出自做作，彼心中常有富貴之念梗塞其間，雖身處貧賤，猶未須臾忘富貴之相，是以外物為重，而吾性為輕，其不合道甚矣！彼貧賤之不安貧賤，日求其非貧賤之行，其失亦同，蓋皆以心徇物，不能自主之過也。

故君子之道，獨立不失其宗，身富貴也，而心無富貴之相，身貧賤也，而心無貧賤之相，富貴貧賤自富貴貧賤，原與吾何干？豈為之而動吾中、失吾真哉？能如是，而後能隨所欲而自得，更無與事物扞格之慮，此則中庸之道也。

夫人之脩養，貴葆其真，而先誠實；以富貴而必行貧賤，貧賤而必行富貴，其心先偽，其志不誠不實，則其真已失，尚何足語於脩道？不過人恆欲富貴而惡貧賤，苟矯世之士去富貴以求貧賤，在逆情之倫，為難能之事，此智者過之也。又附俗之夫恥貧賤而希富貴，是溺情之類，為卑鄙之行，此愚者不及也。過者激於名，不近情，不及者蔽於利，不知命；皆以外物移其中、嗜欲亂其性者，舉不足以明道也，故君子不取焉。君子之行，無過不及，一循中庸，視其言行無足奇，而志趣不可拔，故能獨異於俗，而猶不乖乎人情、超越乎物表，而能允宜於萬類，此中庸之行為至道者也。君子之行，近取諸身，身之所遇，無願於外，故無怨尤，而能居易。

蓋人生命繫諸天，而君子必先立命，此為脩道第一關，不知立命，在富貴固不能成德，而貧賤則不能守道。以命之制限，人易趨於惡也，小人之無恆心，而放僻邪侈，無所不為，皆無以立命。故也，生而富貴，則驕奢淫逸，以傾其天命，而不能常守富貴；生而貧賤，則煩愁怨憾，以蹙其天命，而不能自求多福，皆不能順其正也。立命者必順其正，以求全其天：苟富貴也，先脩其德業，德業為保全天命之本；貧賤也，先安習其道功，道功為避凶迪吉之基。故富貴不失其業，貧賤不瀕於危，所謂盡人以應天者，皆善立命者也。故君子衹求立命，不復怨天尤人，命之既立，天必從之，命之未立，天必覆之，怨尤無益也。

故君子處世持躬，徒求諸己，不因所遇之善而不脩德，不因所遇之惡而忘守道。生死富貧、壽夭貴賤，莫不由己自致之，其心未嘗因生死富貧壽夭貴賤而有所喜怒，其志亦未嘗因生死富貧壽夭貴賤而有所愛憎。故能篤守其中，堅持其志、定止其意、凝伏其心，而後氣固神完、精充智達；內無愧怍，故鬼神不禍，外無怨尤，故天人同順，皆立命之功也。人之志於聖賢，無論才智聰明、境遇寬順，苟失其立命之道，則不成其德；古來豪傑之士未獲建大業、立大名、成大功者，皆不克立命，徒困於境遇、窘於才智，而不能自拔也；等而下之，生不若人，其所賴於立命，更什百倍於此；孤臣孽子，憂患積身，困窘累心，苟自不立命，將天地之大，更無所容其孑身，人物之繁，更無由偷其喘息，此則古今來比比者矣。故人生大事，莫先於立命。

天命在天，立命在我，聖賢仙佛，固非立命無以全其生也；是故行道之士，必先有其自立之道，非徒飾情以誑世也。彼飾情誑世者，雖矯焉以為不群，而身心茫然，無所憑藉，苟失其道，將終靡於俗，即或不取，而內行不固，終無所成德；其得於前者，恆失於後，伸於此者，恆屈於彼，不克充其類也，為其無所立而徒逞其智，失其中而欲自鳴高，故動輒跋疐，而不免於為世詬病也。故君子但求其中，不求其過，過猶不及也；過於前者，必不及於後，過於此者，必不及於彼，故過之無益，且有害矣！人非必有過，人之行而後為賢，而必有至中之德而後適道；故中庸之行，求諸近易，不宜於人則違恕，不安於己則違忠，忠恕之不違，而後人己俱得，此中庸首在忠恕也。

“忠”之一字，在能心存一中，反之則為患；患者心有二中，則非中矣，心之失中，而患生焉；足見中道之要，為求心之安耳，心之所安在道，道存則中常存，故安，道失則中為二，故患生；人之所患，正在失其中也。天道至微而無不盡，苟求天道，必先人道，人道充類已盡，天道在其中矣；故君子行乎忠恕，求諸己以俟天命，天命固從之矣，小人不知天命而多怨尤，不能反己而圖僥倖，天命之不保，而災逮夫身；此君子小人之分，全在乎能立命否也。

忠恕之道，在己則守中，在人則充類，皆以行道也；君子之行道，有自主焉，不失其主，故能中立不倚。故天命在躬，未嘗委諸天命而自畫也，行乎中庸，無不宜者，一以應萬物不失中也。一則自固，中則自存，存且固，故不為事物所移，而能主事物焉；天之不言，而萬物聽命，即此道也。故君子安身立命，為脩道之本，中庸之教，以此為最要義。不患無位，患無以立；不患不用，患失其主，此儒家求己之義，通各教所同也。故見道不難，求其見之而不復迷，實難；守道不難，求其守之而永不失，實難。人之溺於物好，不能自拔者，固無足論；知物好之易溺，而欲超之，以矜其奇高，亦不足取。大道平易，不外人情，亦不為情用，故君子貴自立也。

此章皆脩道切實工夫，為之至易，而成之至難，古往今來賢智至眾，而不成道者，以其過也。求其無不及也尚易，求其不過則難，故中庸之行，往往敗於賢智，斯道之不易行也。夫子於前述明中庸之義，而本章申以君子之道，蓋深以警世之賢智耳。

世人不易明夫子立教之旨，常以為道德之論不近人情，謂必刳情毀性，而後適於道，此大謬也。聖人之教，本乎至情至性，毫無扞格，若視道與情遠，是不明道也。蓋人生而有性，不可逆之而生，亦不可去之而適道。道由物著，舍物即無以見道，性由情見，舍情即無以見性；性如水也，謂波非水，得乎？故善治水者順其流，善明性者適其情，善行道者利其物。一陰一陽而為道，非去其一而存一也，為其至中而皆宜，不兩失之乃兩得之；兩失之，則終失，兩得之，乃真得。故道之必至中，性情之所宜，必致中和，非中不能盡道物之用，非中和不能諧性情之德，此天下之大則也，故言性道仍始於物情也。

宗主此文，全係講明中庸之行，以使世人脩道有所模範耳。人之賢智，往往不成道，反易敗德，為其輕視中庸，而好名自高，為其蔽也。苟天下無賢智，人皆率教以生息，決不至於亂；天下之亂，皆因賢智者異說以導之耳。故中庸之教，不必求其賢智，但求無過不及之差，此真平等教義，而世人不明也。

古聖賢立言，皆為天下人心著想，其褒貶善惡，皆以中道為衡，絕非後人嫉妒之心，故是非賴之以明。《大學》曰：“惟仁人能愛人，能惡人。”謂仁人無惡，不應責人，此豈知言者哉？故天下之治，必因賢智倡導正義，以一人心；天下之亂，必因狂妄鼓動異說，以擾人志；賢智失其中道，則狂妄耳；今日之亂，皆緣不得中道者，倡異說以詆聖道之所致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