哀公問政。子曰：“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則其政舉；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。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。夫政也者，蒲蘆也。故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脩身以道，脩道以仁。仁者人也，親親為大；義者宜也，尊賢為大；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過矣乎！”

《大學》言明德，以治國平天下為志，至誠成己、成人成物之功也。聖人在位，固當致民之安、國之治，縱不在位，亦當抱老安少懷之念，為時君襄其政教，使民安國治。坐而論道，不必政由己成；忠以愛君、恕以愛人，不必在職；此君子平日為學，必以治平為志也。

魯秉周公之教，習文武之政，至春秋而式微，蓋教不行而政不舉，不得其人，則所遺者，視為具文；雖口誦之、心識之、幼習之、壯知之，而不以行，猶無用也。故國積以弱，民積以懦，相胥不振，安於苟且；陪臣竊政，三桓自恣，民心失主，叛逆時聞；豈其文武之範、周公之遺不足徵耶？抑禮樂以舊，政教之敝，不可考耶？皆人之不逮也。哀公當國，其勢尤亟，心知其弊，欲為止之而不能也；嘗以此意相諮，而終不能用吾之言，豈非天之不祚魯哉？此章蓋紀當日對答之語，以明為政之本者，不獨為魯言，而於魯尤切；蓋哀公問政者多矣，其他未如是之詳，即答他人，亦未如是之切；為政之道，盡於此矣。

哀公之問，為政之道耳。政之所成，自有其道，非其道，則政不成；先王之遺，不足以應時宜，人民之安，必因其情之所欲，時異情殊，故不得以遺制久囿其民也。文武之政，至善至美，然其時為善為美也，設非其時，則未必善美矣。故夏禮至殷而易，殷禮至周而更，非好更易也，時之宜耳。文武之制，猶在方策，非不可考，但考之必得其人，而用之必適其時；非必盡反之也，脩明之、振新之，以光大之而已。

《詩》曰：“於湯有光”，又曰：“其命維新”，以新新舊，以光大其前政，非與之違也，言政在時之宜；時之已新，則政亦新，時之已易，則政亦易，此“時中”之道，即舜禹之“用中”，湯武之“執中”也；惟中乃正，惟正乃政，政者正也，正於己而正人，舉國皆正，無復偏頗，政之功也。故政在人，人能成政，非其人則無政，故政者自人成之。

三王不襲禮、不沿樂，而皆治，人為之也；堯舜之政，不能治桀紂之國，文武之政，不能治幽厲之民；故堯舜文武之功，而桀紂幽厲之罪，政不與也；以政出於人、成於人，不能自出自成也。飢而食，寒而衣，人為之食衣之也，冬裘夏葛，渴泉飢飯，必依時宜為之效也，反時則害。故政者，非機也，不可以制限其用，因其宜而得其功；文武之政不亡而周衰，幽厲傷之也，故有幽厲之主，雖日求文武之舊制，亦無益也，況不求之而棄之者乎？

以人為政，猶天之覆、地之載，萬物之所生成者也；天地生成，因材而篤，政之致用，因民而治；故人道敏政、地道敏樹，其功可見也。猶蒲蘆之生，因水土之利，不得其利，难促其生；其長育也，因春陽之煦育，不得其煦育，則枯萎也；過時則敗，得時則榮，政之為治，正猶是也。故人存政舉，人亡政息，非政之舉息，因不得其人而息，得其人則舉，此為政之本，不可不知也。雖然，為政固在適時之宜，而政之本不可易也；彼治世之君，自得其本，而百政隨措皆宜；亂世之主，自失其本，百政因之皆乖；故知本為不易也。文武之政，雖以人行，而其本千古不改；若反其本，則智力不足用也。故為政在本，得人則舉，固本則安；取人以與為政，必因其才，而德則本也；舉政以治民，必因所宜，而道則本也，舍德無以觀人，違道無以適時；故取人以身，身有德而後可以服人；脩身以道，脩有道而後可以廣用；故本諸身、徵諸人，明其德、達其道，而後可言政也。

道者，人道也；人道者，仁義也；故脩道必本仁義，仁義備而道至矣。仁者，人之本、生之原、性之見也，而其德以“親親”為大。義者，宜也，宜於己而及於眾也，而其德以“尊賢”為大。親親以盡其仁，則無不親；尊賢以行其義，則無不服；親之服之，天所予、民所歸也；惟其親親，必有其序，以定其厚薄；惟其尊賢，必有其分，以勸其事功，而禮生焉。“禮”者，定序明分，使有所循而歸於一也，故禮繼仁義，而為人道之本；明乎仁義之德，禮制之用，則為政之本立矣。本立道生，本之益固，則用之彌大，政本既建，則治功以宏；故王天下者，以是為重也，仁義及禮皆重而皆行焉，百政可具舉矣，故曰：“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過矣乎！”夫以仁義禮三者，為王天下所必重，固非先聖徒張其詞，蓋莫不本於至道、適於至性也。

茲更申言之，性生於道、性見於德。仁者，性德之始，仁為人生之本，而全生盡性，返本報恩之德，即親親之行也；孝弟之道，始於父母，及於兄弟，推於九族，皆屬於親親，仁之德也。義者，宜於一切，生於仁而辨其用也，以其所宜，推人之宜，及物之宜，適乎人情而中於道，合乎時宜而不悖於仁，故謂之義。尊賢者，由仁民之道而辨所宜，由汎愛之心而擇所先，蓋依眾情而推其所好，嘉其所尊而先為之厚也。故尊賢而天下咸服，無遠近之別，無厚薄之殊，而自得其道，是謂之禮。因親親而有倫常之序，因尊賢而有先後之分，皆禮之用也；由是可見為政之本在斯三者，三者既立，則治平至矣，苟無之，則將何以致治平哉？

堯舜之聖，其治天下，亦由於克明峻德，以親九族，平章百姓，協和萬邦，使親族睦，百姓明，天下於變，而共底定也。故《大學》言之，此處述之，其義不二。尊賢猶新民也，平章百姓之謂也；雖未及禮，而於變時雍者，禮之效也；民知其分、安其序，一其志、樂其所也；故仁義禮三者，王天下之所必重也。若以人道言，則以仁義為先；蓋議禮，天子之事，前章言之矣，不過德為道之用；道所宜者，德乃生焉，因時之宜，而德益多名，亦為教者不得不爾，上世則僅言道耳。

天下之達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曰：君臣也、父子也、夫婦也、昆弟也、朋友之交也。五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知、仁、勇、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。知斯三者，則知所以脩身；知所以脩身，則知所以治人；知所以治人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

王天下者，必知天下之達道與達德，而後成其治，是曰大本，猶木之本也。天下以人結合而成，達道基於人道，人道本於人性，故達道者，性中所具之德，而適乎人生之則也。《詩》所云：“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。”即此之謂也。就其條理言之有五焉，即五倫也；以人生之則，定其倫常之德，故曰“倫”，蓋因其類名之也。倫，類也；同斯類者，同德，故天下皆同此德以成行，而道乃達。達，言其無不達也，苟同斯類，則斯德行之毋惑，而皆成其道，故曰毋不達也。

人倫以人道為則，而範天下於德，皆全其生、適其性，是即達道之所成也。故五倫序而人類以定，得其道以全其生、適其性，故定也。君臣者，定於君臣之倫；父子者，定於父子之倫；夫婦兄弟朋友者，定於夫婦兄弟朋友之倫；舉天下莫不定於其倫，則舉天下莫不全其生、適其性，而莫不成其道矣！是曰“天下之達道也”，達道以定天下之則也，達德以致成人之行也。蓋道者成於德，德至而後道成，以德之善盡性也。德盡於性，因於事、成於行，其名不一，隨時及事而成名；而達德有三，知仁勇是也，知以明之，仁以守之，勇以成之，此為眾德之本，天下所共由者，故曰“達德”。三德之義，前已見《中庸》章，人有此三德，而眾行皆成，故君子重之。曰達道達德者，示天下之所共也，一切事物莫能外，一切功行莫能悖；而致此道，則道無不成，致此德，則德無不至，故為天下之大本也。苟王天下者能知而行之、致而至之、由而成之，則天下不足平矣！故為政之道必先之也。

夫達德者，以成達道也，而君臣、父子五倫之則之所見也，苟無是三德，則五倫無序，而達道不達；故曰“行之者，惟三德”也，行三德，而五倫序，達道成，此三德，尤為天下之所重也。然德本於性，行始於身，非外物也，知之惟知，守之惟仁，成之惟勇，皆求諸己也，皆自盡其性而已；故明三德之重而求其成，則必知所脩身；身者，德之所以表見，而示於人為天下則也。身之成德，將以成人也；故知脩身者，則必知所治人；人盡其性，全其生，而吾性乃盡，生乃全。故忠恕二者，為德之本，而治平二者，為明德之明；明德於天下者，必致功治平，而其始必本於脩身。故能治人者，則必知所以治國平天下，此道之一貫，而德之俱至，無二致也。

自脩身至治平，皆君子自成其道、自達其德，不外自盡其性；而天下已明其德、達其道，而皆盡其性，此所以謂之達也。故為政者，必自脩身而先盡其性也，天下之所則，亦必則其適性之德，自脩之道。所謂“不令而服、不言而勸、不動而從、從容中道、無為而成”者也，是即“中庸之道、至誠之德，以參天地、贊化育”者，天地尚不違，而天下有不治平者哉！故君子為政，在重其本。

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曰：脩身也、尊賢也、親親也、敬大臣也，體群臣也、子庶民也、來百工也、柔遠人也、懷諸侯也。脩身則道立，尊賢則不惑，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，敬大臣則不眩，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，子庶民則百姓勸，來百工則財用足，柔遠人則四方歸之，懷諸侯則天下畏之。

齊明盛服，非禮不動，所以脩身也。去讒遠色，賤貨而貴德，所以勸賢也。尊其位，重其祿，同其好惡，所以勸親親也。官盛任使，所以勸大臣也。忠信重祿，所以勸士也。時使薄歛，所以勸百姓也。日省月試，既稟稱事，所以勸百工也。送往迎來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遠人也。繼絕世，舉廢國，治亂持危，朝聘以時，厚往而薄來，所以懷諸侯也。

九經，猶前五倫也；五者，言其則；九者，言其用；皆治天下國家之要道也。人之生也，相適於道，而得安全，故必有一定之則，使之定，一定之道，促之安，然後各得其所。上理其政，下服其令，上下相安，秩序乃一，此治平之本、為政之所先也。九經者，脩身則自成其德，尊賢則克宏其道，親親則厚民之情，敬大臣則定國之秩，體群臣則得士之材，子庶民則措民之志，來百工則足其利，柔遠人則廣其惠，懷諸侯則裕其治，皆為天下國家常道也。

經，常也，猶布之經、網之綱，舉則皆理也；雖天下之時勢或殊，而此道不易，以致其用而達其道也；下重疏之，明其為道之用，以見其必重也。“道立”，言有德以致於道，猶萬行之本也。“不惑”，言知人善任以輔其政，則明察無惑，而要政無失也。“不怨”，言親族相睦、孝弟俱至，齊家之道，即厚民之德也。“不眩”，言輔弼得人，垂拱可治、明良之盛，即治平之基，亦猶不惑也。“報禮重”，言材得其用、德服其心，勸勉之加，而掖進之勤，使安其職而善其事也。“勸”者，言人安其生、得其所，如父子之親、戚友之好，從歸如市、負載相隨，而皆心悅誠服也。“財用足”，言物產豐，地利盡，民生裕，而國用不匱也。“四方歸”者，言近悅遠來、天下歸心也。“天下畏”者，言懷德畏威，無不臣服也。此言九經之效用，即古聖治平之所由，而成德達道之所見也。蓋其本於脩身，以明其德，德立於己，道行於天下，則天下不待政而治平矣！故為政者，不可不先之也。

“齊明盛服”一段，申言九經之條目，以明其行也，齊明盛服者，言敬其身也；“非禮不動”者，言誠其心也，即誠正為脩身之義也；“去讒遠色”者，全其誼也；“賤貨貴德”者，重其行也，即尊賢遠佞之道也；“尊位重祿，同其好惡”，以篤其親，故示民厚其厚，孝弟之所推也；“官盛任使”，專聽信一，不責備，不竭忠，待大臣盡禮，以結其心而得其輔翼也；“忠信重祿”，使勤其學而育其才，士乃勸；“時使薄歛”，使安其業而厚其生，民乃服；“日省月試，既稟稱事”，獎其技藝，優其生計，百工乃勸；“送往迎來，嘉善矜否”，接遇有禮，寬柔以教，遠人乃服；“繼絕舉廢，治亂持危，朝聘以時，厚往薄來”，責己以忠，待人以恕，相助以仁，相勸以義，相遇以禮，相交以信，則諸侯懷德，而天下從令也。

此但就大者舉其例，其細者則不盡述，不外乎行三德、成五道，而成其性；推其孝悌、廣其忠恕，以脩身為本，而致其成人成物之行而已。故為天下不可不以身為先，身之脩矣，則治平可至，身猶不脩，何以治人？更何以治天下哉？故曰：“為政必本於脩身也。”此數節，皆本“仁者人也”“為政在人”數語一貫說來，要皆治平之要道、為政之大本，而即中庸之行、成德達道之所由也。

在下位，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獲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獲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順乎親，不信乎朋友矣。順乎親有道，反諸身不誠，不順乎親矣。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。

為政之道在乎平，平則安；平者，上下各得其平也；上下各如其位而不失，無過不及，中庸之謂也。故在上位者，必求所以待下，大臣也、群臣也、庶士也、民也、百工也，皆有道以遇之，使安其業、一其志，而後得其用、服其心，此由上言之也。

而在下位者，亦當求得其上；以下位之近民，當為民達其情於上；而其職佐政，當為君廣其惠於下；猶之驛遞之使、樞軸之官，為上下所通達情意者也。設不得其上，不見信任，上無以廣惠，下無以達情，君不重之，民何由服焉？故不獲其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！

然信於人者，譽也；譽之切者，友也。上將徵於德，必先聞其譽，將徵其譽，必先諮於眾；友之賢者，乃達其人，此舜之因四岳而得聞於堯。故獲其上，必先信於朋友也。朋友以勸善輔仁而延其譽，然必因其親戚之悅，古者親戚不悅，不敢外交，不孝之子，鄰里不齒，有德聞眾，必先能事其親；父母之歡，必得其齊家之道，前引《詩》“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孥；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。”明其父母之已順，而後譽及於外，此閔損之孝，人不間其父母之言。故信乎朋友，必先順其親也，親之所悅，以其盡孝弟之行，而能立其德，德之所成，必因於誠；故脩身而後能齊家，誠正而後能脩身，身之未脩，何足語於孝弟？以誠脩身，必能順其父母，此曾參之行，而克成其孝。

故順其親者，必先誠其身也。《禮》曰：“仁人誠身，孝子誠身。”此之謂也，仁人孝子，求誠其身，必明於善；善為性之德，明善以盡性；欲成誠正，必先格致；欲致誠明，必始擇善；欲明明德，必止至善。《易》曰：“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”明善而後性成，性成而後身誠；此聖人成德達道之所由也，故誠其身，必先明乎善，以善盡其性，而全其生矣！

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，一也。

以道成政，始於“誠”，誠者道之至也；故為天下國家者，莫不用其誠。九經之道，皆以誠成之；故曰：“所以行之一也。”一，即誠也。言治平之道，無異自成其道；成道必先致誠，立誠必先復禮。禮者，敬於外而理其事也；故外盡其禮，內致其誠，內外皆定，其治人也何有？故誠者，眾行之所成，三德者，眾行之所始，而“誠”又三德之所至也。

仁而誠，則至仁；知而誠，則至知；勇而誠，則至勇。故誠者，道之始終，亦物之始終也，脩道之本，亦治平之基也。誠秉於善，性之體也，體性明道，天人之合也；故至誠參天地、通鬼神，無復慊也；以順其生，而全之充之，故能成其德、達其道也。成德達道而不惑者，聖人也；仁知之至也，中庸之極也，雖用於事，無不成也。故為人之本，人道之基，無以加也。

一中而天地皆從，況治人乎？故德者得也，人己皆得，無不宜也；惟中庸能之，以至中無私故也，與人然、與物然、與天地鬼神亦然，無所過也。故《禮》稱“仁人孝子不過於物”，得其中也；至中而後得之，在乎格物之功，格而得中；故格物者，德之始也。《書》曰：“格於上下，無不達也，無不盡也。”物情事理，無不明也；明之而行其善，擇之而守其中，達之而用其極，此至誠之道也，惟聖人行焉。故以為教，以宜於人情、適於物性，無不達，以本其性而盡之也。

故盡性為誠，至誠為中，中庸為道，道為聖，聖乃神，神乃天，不可測也；惟其有極，故用無極，惟其至常，故用至神，惟其無二，故用不可測；此天人之合，道德之本，學之至也；用之於用，無不成也，故曰“至誠”。

此節原本有“一者，誠也”句，在“所以行之”句下，以明為政之道，無論何德，必本於誠，而見中庸之行以至誠為主者，即窮達有殊，行藏不一，而至誠不可忘也。

此節係明政治之要，其義重在治民，而其要重在誠身，其用重在得人，而其本重在明德，皆與《大學》同，故以一“誠”字終全章。且《中庸》一書以“至誠”為骨，凡一切德行莫不歸於誠；以誠則成，成德成道、成己成人、成治成教，莫不成也，故以之終全書焉。

自來言明德者，必及治平，言成道者，必及成物，以仁義之道，天性也；《詩》曰：“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”即此之謂也。故聖人成德達道，必以治平天下、成人成物為志；苟有未至，德之未全、道之未備。非聖人樂於天子之尊、四海之富，而為之也，故無所為而成治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皆如是也。其不在位亦如是，伊尹以天下之飢溺為其飢溺，周公以民之未安為身之未安，皆為自行其志，其志在成德達道而已。故在位行政則治民，不在位論政則輔君，其治平天下一也；直施之，則堯、舜，輔翼之，則皋陶、稷契、伊尹、周公，皆為聖人，而能明明德於天下者矣。

夫子在周之衰，處魯之弱，其不用於王室，而不堅信於國君，乃時為之；然其成德達道，無異於堯、舜、文、武、稷契、伊、周；蓋其平居論學，其言行已著，授徒問難，其教誨尤彰，即可概見之矣。而最詳盡者，則莫如答哀公之問政焉，以魯君之弱、周制之敗，不足與為，夫子寧不知之，而必剴然陳詞，衋然盡處者，固希冀道之行也；以此之故，特錄於《中庸》，使天下知中庸治平之道，亦以昭夫子立言之旨。

聖人言政本於道，以仁義禮為致治之本，以脩身為成治之本，以誠為脩身之本，與《大學》同。《大學》明明德，自格致至治平，自親親至新民，皆此章之義，即本誠正脩身，由親親尊賢至治平，一貫之道也。誠者，中道，《大學》至善也；一切德皆自誠成，故以誠為歸，至五倫、三德、九經，又道德之分目也。蓋為政者將以正人也，天下正而政成，必先正其身，而後可正人也；故始於身，以身示人，而後從之，此政之本，治之基也。

為政在人，猶言在己也。己果其人，則無文武之政亦治；己非其人，則有文武之政猶亂。故文武之政，不足以為必治，猶蒲蘆之生，依時地之宜，風日之煖，水土之肥，而後繁也；果置之不顧，不得其宜，雖賤物不能生育，不得以為有種則生也；人之為政，不得以為有政則治，亦猶是也。周公治天下，而其子孫不能以其政治國，豈非不得其人以宜其時哉？故蒲蘆易生，必因春而生，其枯因秋而萎；國之治因人而治，其亂亦因政而亂，此例甚明也。

人為政本，以人存政舉也，此“人”言在位者，及得人而佐之也，必在位其人，而後得人用之耳；故取人先求諸身，身之非人，人不可得。善因善用，惡以惡成，故治世必君明臣良，亂世必君闇臣賊，類相求也。己有其道，始得人之賢，故脩身有道，必以仁義禮為重也，以人道之所由，不外三者；果三行備，人之所樂從，而天下易為治矣，是政所成之本，而聖人治平之所先也。

以道之用，本於仁義，仁義之節則禮也；由事言之，則親親之行，尊賢之道也，親親為仁，尊賢為義，因其等殺，而禮生焉；此三者，皆出於道也。至脩身之道，先成其德，德本於性，以仁知勇三者為用，仁則有守，知則辨之，勇則行之，此三者為眾德之本，皆修身之所重也。聖人成德，必本三德，達道必先三重，而為政則所並重也。蓋無三德，則德不立而性不盡；無三重，則道不行而政莫成。始于身家，達於天下，成于己性，盡於人物，固至誠之行，中庸之德，前已詳之，而為政又所當先務之也；且二者由分言之，若有殊名，由本言之，莫非一道。道有萬用，而無二本，用殊則名殊，本一則道一，故三重三德，皆始於仁，以仁為人之本、性之德、生之所全也；故言脩身，則仁成其誠，言成人治人，則仁成其德，皆由性道推之也；二仁字一義，非三重有異於三德也。

人之生也，皆依仁而生，故成吾之仁，即成人之仁，亦即成天下之仁；其他德行，莫不由是生，故為成德達道之本也。其成仁也，則在脩養，謂存心養性、克己復禮也，其功即致誠也。故仁義禮、仁知勇，莫不由誠成之，不獨此也，萬行皆以誠成，故曰“誠”，言其成也。

天下之人皆可自致於誠，而未能者，以不能明善惡也。知不及之，則善惡不擇而無所守，故誠先在明善，即前之“自明誠”“擇善固執”之謂也；善者性之用，而道之全，猶天之德。仁也，天之德仁、人之性善，以是人道立於善，而不善則非道也。蓋物著形神，人秉性情，得其中和則善，失之則惡，二者相消長也；使不善則必背其性而流於欲，故惡者必自縱欲，而善者必先克己。擇善固執，則欲不長而後得養，克己復禮，即返於中和之道也，《大學》之止至善是也。至善者，性之至、中和之境也，必先知止而後得之；故“慎獨、毋欺”為其下手處，必由是而後善存惡去、欲絕性充也。故誠身之道，必先明善，以格致之功，明辨善惡，則易為誠；此為道不易之徑，亦脩身必由之途也。

聖人言政，以身行道，未有不誠，能治人者，故前言“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”以人治人，但求諸己，以己率人，而人從善，不待法令也；《大學》所謂“一人定國”是也。堯舜之治以其仁，桀紂之亂以其暴，故治天下始於脩身也，不脩身而求治，雖有刑罰，民不從之，惟致亂耳！此為治道之大本，亦中庸之行，故特申言之。

此章言政，以治人必先治己，人之從政，為成德也，先聖為治，皆本此旨。故非聖人，則不足治人，苟不自誠，而求民服，是詐取之也。民有其智，不可詐也，或力迫之，民有其力，不可迫也，故終於亂。彼霸術之談，雖有其辭，仍不保其國者，實其德不稱也。以所不欲而強人，謂之不恕；以所不行而令人，謂之不信；不恕不信，民所不從，此後世不治之由來也。

故仁義禮者，國之重寶；仁知勇者，人之大器；失之則無以立、無以行，況欲治人乎？此固為人之本，不獨言政，而政在其中矣。此章終於“為政以誠”，乃本全書之旨，以明至誠之道，無所不達，而中庸之教，無所不包；拈出以告後世，可見夫子明道之旨。惜乎後人之不克盡其道，而使道之不明也。

子思子之意，明治道不異人道，為政不異為人；以人與人，類也，必能治己，方能治人，必能成己，方能成人，此本末之道也。設不明道而求治人，不獨不治，且亂之耳！故再三言明本於道、成於德、歸於誠，以見中庸之教，無不以性道為本、中和為用，無論為人、為政，莫外於是；而明德達道之聖人，固未嘗以治人異其治己，則為政之道，原無異乎為人者也。此章須合《大學》參看，始知誠身及脩身精義，而明德止善之旨，亦可於此證之；不僅為紀夫子問答數語，以明夫子治平之政見已也。